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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还是私德 我们的道德产生了问题。从对中国游客的道德水平的担忧到报纸上发表的正义但不勇敢的报告，我们似乎表明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并不乐观。道德滑坡、公德缺失、道德沦丧等词恐怕是有关我国社会当前道德问题讨论常用到的词语, 不管如何表述, 都存在一个前提, 那就是我们的道德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道德危机的话。从个人来讲, 我相信“人情冷漠”、“良心丧失”并不是其中的原因, 反而“一方有难, 八方支持”才是人们更愿意坚守的信念。然而, 当我们从社会的角度观察时, 情况却是截然相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按梁启超的观点, 社会道德可分为公德与私德。公德就是“人人相善其群”, 私德就是“人人独善其身”(1)。公德即公共道德, 它主要是人们处理公共生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2);而私德主要是处理个体之间的伦理关系的规范和守则, 这里个体与个体之间应是有情感关系的, 主要是指亲情、爱情、友情等(3), 例如个体的家庭成员及其朋友。就个体而言, 私德也可以理解为个人品德, 即个人所具有道德修养。 那么, 是我们的公德还是私德出了问题?更多的人认为是前者出问题了, 或者说我们当前社会道德状况是重私德而轻公德。我们不防用“公德缺失”来概括这一社会道德状况。造成公德缺失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受传统观念束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特别强烈, 自然, 人们也就特别看重主要处理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 以至于将这一套家族伦理外推, 应用于整个社会的管理和处理社会公共关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就是家长制的专制统治。甚至到今天, 在某些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身上依然拖着这样一个极为封建的影子。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伦理观从一开始就忽视个体的存在, 也就忽视了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说, 这种伦理是集体层面上的, 而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对集体利益的过度要求, 作为个体的正当权益被漠视, 从而缺少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当这种规范与准则被推广至社会时, 就可能导致个体对同一道德行为采取双重的道德标准。比如, 不随地扔垃圾, 在家里也许某人做得很好, 但一到了公共场合时却是随地乱扔,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都习惯于用血缘、亲属关系来建构其内部的人际关系与行为准则, 一旦应用于社会领域, 伦理就被放大成一种社会公共道德。人们喜欢把学校、企业、单位等任何群体性的组织看作是一个家庭, 而整个社会也就成为大家庭, 家庭伦理规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标准。文化传统所坚守的伦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古代儒家学者是最好的例证。如孟子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孔子提倡的“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毫无疑问, 这些行为规范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家庭伦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公德。儒家先贤们也认为, 个人品德 (私德) 良好的人也是社会公德的表率, 孝子必定会成为忠臣, 如《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事实上, 私德与公德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推导关系。比如某位官员在家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模范榜样, 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出他在社会公共领域也是如此, 很有可能他是一个以权谋私的腐败官员。先贤们相信从个人出发将伦理道德推己及人、由家到国, 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同”社会。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因为他们仅仅把作为私德的伦理当成社会公德向外推广, 并没有提出社会公德的规范并在全社会普及, 私德的简单叠加并不就等于公德。 在今天, 人们也存在这种思维习惯, 即用私德的原则来解决公德领域的问题。例如, 办事人员面对有迫切问题要解决的“陌生”人时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 与给熟人办事时的雷厉风行的表现, 简直判若两人。这里并非要责难这种“人情社会”, 这种社会特质反而有一定的改善人际关系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公、私德所适用的范围不同, 私德并不适用于处理公共场合的人际关系。 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一种较为封闭的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在我国存在很长的时间, 对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深远影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极大限制了人们交往的范围,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落后的年代里, 土地是人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农民对土地有很强烈的依赖感,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也是其子孙后代生活的同一个地方。这样, 家庭和家族不仅成为了生产的基本单位, 也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也是以维护家庭或家族利益为目的的。自然地, 儒家圣贤们在思考道德体系时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集中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三纲五常”便是个很好的例证。“三纲”是指“君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