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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实问题与社会形态学说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一 我的批评和建议 谷川：冯先生的《封建》研究。我读了一下。对冯先生的观点,我完全赞成。 冯:多谢谷川先生鼓励!您知道,关于“封建”的问题,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思考了,也曾写过小文进行探讨;但《“封建”考论》这本书的正式执笔写作,则是2004年到2005年我应聘在“日文研”主持“东亚近代术语生成”研究课题的时候开始的。那一年中,我不止一次地和您会晤,多蒙指教,感怀至今。 谷川:冯先生过谦了,我哪里有什么指教呢。关于“封建”问题,我也一直很感兴趣,也做过一些思考,如今垂垂老矣,也没有解决好。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为要达成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封建”这样的概念必须清理。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对“封建”做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既写到了历史实际,又写了关于历史实际的表述方式,是大成功之作,我由衷感佩。 冯:不敢当。拙作有今天这个样子,也是汲纳众多师友的建议和批评的结果。比如,2006年10月,以《“封建”考论》第一版的出版为契机,武汉大学举办了“‘封建’及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地的众多学友。承蒙诸位抬爱,对拙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其中许多观点,我都直接运用到该书的第二版里来了。 谷川:冯先生的学习精神,我是深有体会的,每与人论学,总是手执纸笔,倾听,记录,论辩。 中国学界围绕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展开的讨论,我也一直关注着;有关的文章,我都读了。总的感觉:第一点,中国学界比日本学界有活力。日本学界现在已经不再关心这些基本问题了,都在钻研细微的具体问题。钻研具体问题当然很好,但如果对基本问题长期缺乏关注,史学研究恐怕也会失去方向感。从关于“封建”的讨论,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生机。 冯:的确,现在中国学术探讨的空间越来越宽阔了。日本学者的实证功夫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究应该是相得益彰的。 谷川:对,应该互补,中日两国学者也应该互补。不过,像冯先生这样把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究结合得这么好的学者,也确实罕见。 第二点,在“封建”问题上,对冯先生观点的批评意见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冯先生的《“封建”考论》,正如方维规博士所说,“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而且,运用的是一种独创的新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在中、西、日时空框架内,做跨语境的寻流讨源,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层层展开,节节生发,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对此,批评者们却未能或不愿有所认知,避而不谈。他们和几十年前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仍然局限在他们自己所理解(其实是幻想)的教条主义框架内部,做自我陶醉式的概念游戏。其实,这种概念游戏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正如冯先生所说,是一个历史、文化、语义等多层面、多向度的复合问题。 冯:谢谢谷川先生的理解!拙作的确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初步尝试,即对概念做语义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维度综合考辨,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尝试提供一个取代泛化“封建”的设想,以供学界取舍。 谷川:既精微,又宏阔,堪称典范!可惜,批评者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和自己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站在同一学术层面上的,否则此次讨论一定会更有利于问题探究的深入。我赞成张绪山先生的评论,冯先生的《“封建”考论》是“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的大制作。李根蟠先生的反对意见,我不赞成,但他说“批评秦以后属封建社会说的文章多矣,而此书堪称集大成之作”,这句话,我却不反对。 冯:有人批评、反对,这一点,我在写作之初就已经想到了,并且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实际情形来看,批评、反对的激烈程度比我当初预料的还要低些,而且总体说来还都保持在学术范围内。这毕竟还是可喜的。 谷川:《“封建”考论》的学术声望是毋庸置疑的。您大作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除您刚才说的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的讨论会之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又于2007年10月举办了“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 冯:在此向您通报一下:苏州科技学院、苏州大学和武汉大学马上就于12月在苏州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您若能拨冗莅临,必定会为此次会议增添卓识高论。 谷川:谢谢您的通报!看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谓方兴未艾。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参加这次会议,和中国学界朋友交流。可是我老了,身体又不好,不能去了。我预祝会议成功! 您的一部著作,持续三年,在中国的中部、北部和东部的文化中心地引起连锁讨论,的确堪称史学界的罕有现象这足以说明大作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不过,也请中国的学界朋友不要忘了:日本也有人隔海关注着,其中就有一个叫谷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