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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的不同风貌 通过打开20世纪文学史之后的文学年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西文学的不同风格。即以波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 美国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宣布参战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止, 文学年表上列出的重要作品有福克纳的《去吧, 摩西》 (1942年) , 托马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1943年) , 贝娄的《挂起来的人》 (1944年) , 斯泰因的《我所目睹的战争》《1945年》, 以及赖特的《黑孩子》 (1945年) 等。从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文学的直接关联。这肯定与文学史编撰者的趣味、眼光有关, 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实情, 那就是美国的文学与其时代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美国文学以二战为背景的作品大量出现, 大概要在十年之后, 才对二战进行集中的反思。文学在西方自有其一条独立的发展路线。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年表上, 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整个抗战史的缩影, 从1938年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不久, 就有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1940年有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同年有“战国策派”的出现即对其的批判;1941年, 国民党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 张道藩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1942年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等等。文艺作品也大都取材服务于正在进行的抗战及围绕着抗战发生的政治斗争。中西方文学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 它似乎与中国被卷入战争的深度、广度有关, 抗战是中华民族求生存的神圣战争, 作家作为民族的一员自觉地投身于战争, 以笔为枪服务于抗战, 似乎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情况与中国相似的英国却并没有出现中国这种大规模的服务于抗战的文学运动出现。这主要与中西文学的传统, 特别是现代作家所持有的文学观念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学服务于时代的观念因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情境而得到强化, 这与“五四”乃至“五四”以前逐步形成的绝对的历史主宰文学的他律论的文学观念有关, 它将文学完全纳入到历史之中, 以推动时代、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最高目标和最高价值, 而忽视了文学除了具有历史性还具有超历史的一面, 因而对文学的非历史的审美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建立在社会进步主义信念之上的文学的历史观念既为新文学的诞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开道作用, 但也使新文学带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 这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日趋明显、愈演愈烈。中国新文学既得益于这种文学观念所带来的恩惠, 但也承受着这种文学观念所带的匮乏和苦涩。这种文学观念直接主导着作家的自我期许、自我定位, 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种文学观念的产生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特性有关, 中国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后发的现代性文化, 与西方原发性的现代文化有着相当的区别。首先它的“进步”、“现代”观念主要不是落脚在经济发展上, 而是在此之上要达到某种政治、道德目的。所以它走的是政治、经济、道德混为一体, 而以政治挂帅的道路。只要政治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了, 这是一种价值一元论的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 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进步”一词, 指的主要是“思想、主义”的进步, “观念、意识”的进步, 而不是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在这样一种唯意志主义的进步观念主宰下, 文学就自觉充当了编织激进的意识形态神话的急先锋。这种超越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精神偏执, 使文学担负起了它无力承担的政治道德重负, 并最终导致它的彻底迷失。从胡适之“为大中华创新文学, 此业吾曹可让谁?!”我们就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样一种把握了历史的先机、主动地去创造历史的豪迈慷慨之气。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文学和生活一样是容不得人来任意设计、安排的。胡适们在抛开一切旧文学的废墟和空地上重建新文学的努力只能证明他对文学的急功近利、一知半解。其时已步入晚境的严复, 对意气风发的胡适之们曾经发过这样世故的议论:“须知世事, 全属天演, 革命年代, 学说万千, 然而施之人间, 优者自存, 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 岂能劫持其柄, 则亦如春鸟秋虫, 听其自鸣自止可耳!”回顾百年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几多崎岖、几多坎坷, 直至走进“文革”这样的死胡同里, 留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时代轶事让人回味无穷。 其次, 由于将政治运动作为推动社会运转的最大动力, 而不是像西方以个人追求财富的求利之心作为经济运转的基本动力, 这就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直接干预生活, 介入政治提供了用武之地。由此出现的情形是一方面政治了解文学的这种强大的功利作用, 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 不放松对于文学的利用和控制;另一方面文学因其有这方面的功用, 而使本以为百无一用的作家诗人感到身价倍增、乐此不疲, 自觉地为社会的具体需要服务。因此文学艺术被要求歌颂工农、歌颂工农业生产、歌颂“三面红旗”等等。这恰恰说明这个社会的经济生产缺乏一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