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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 倡议稿是厦门大学大众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郑振满教授委托的最近著作《农村民族与国家》的一部分。一本书是《历史田野》系列的第一卷。这套丛书反映一群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因学术理念的认同聚在一起走进田野,对中国乡村社会从不同侧面剖析、观察,从区域文化中感知国家传统的历史脉动和当下存在。研究群体引起学界瞩目,一批著名汉学家也参与其中,且功夫十分了得,在冠有“国际”字眼的学术研讨会上,通用语言是汉语。汉学家们常操流利的、甚至带有方言的汉语发音,不能不为之钦敬。在共同的田野工作之后,一些学术产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来自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序,读过之后深感振聋发聩,颇受启迪。陈春声是著名明清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亲传弟子,傅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强调‘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理念,与那些仅仅在书斋里把握故纸文献研究历史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差异。在文中陈教授介绍了与傅先生同期、被学界认定“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的梁方仲先生2的业绩。上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尚未大范围展开,傅先生、梁先生等一批学者有如此研究理念,既反映了接轨国际,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自觉”,说明中国学者掌握了学术方法、前沿理念并用于研究实践,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数十年之后,学界一批学者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展现出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陈春声教授对此既有经验性的总结辨析又有理论的高度概括,甚至是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宣言: 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 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 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所谓‘民间文献’的解读,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之下,也是难免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缺失的。 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 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时,只要对所引用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在谈到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对“地域空间”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区域社会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 总的说来,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3 以上为总序的部分摘录。春声先生撰写的序言值得每一位要走向田野的学子认真研读。他所强调的与传统史学观念、既往的文化人类学观念均有不同,应该是吸收了两个学科长处并得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