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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多元主题之辨 关于《沼泽土匪》的主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忠诚”理论和“盗窃”理论。也同时有少数人认为是为英雄豪杰立传,甚至有认为是“出于游戏”的。近代则有“倡民主、民权”的“政治小说”的提法。1949年以后,冯雪峰的“农民起义”说长期独占鳌头。至1975年伊永文提出“市民”说,之后更有人继续阐发为“为市井细民写心”说。自1979年起,“忠奸斗争”说开始在《水浒传》主旨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还有新近出现的颇“与时俱进”的“反腐败说”。而今“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从不同的角度立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互间可以作某种补充和包容。” 从上述对《水浒传》主题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研究者本身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由此而来的立场、世界观紧密相关。《水浒传》犹如一个长满杂树的林子,每一个研究者的特定立场都会引导他去看只符合这立场的“树木”。“从学术史上看,古代文化研究上成规模的突破性的研究动态的出现和研究成果的获得,一般地说往往是与一定的时代环境条件分不开的,是一定的现实需要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自身价值相结合的体现。学术研究上这种结合的体现和实现,关键当然是在于研究主体——学者们研究观念的发展变化,而学者们研究观念的发展变化,又离不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现实需要的触发和驱动。” 《水浒传》主题长期悬而未解且多元并陈的局面同时也尽显欲解之者的无奈,其原因似乎正如当代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人们采用的理论视角、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同,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造成主题研究众说纷纭的状况。对此,有人提出主题思维问题,主张应从文本客体、创作主体和读者受体三个方面入手,不能顾此失彼。并主张‘多元融合’说。但直到目前,还未见到能成功地运用系统、多维的研究方法研究《水浒传》主题的文章。”313虽未见“能成功地运用系统、多维的研究方法研究《水浒传》主题的文章”,但已有人在进行尝试。 有的学者试图解决多元主题的矛盾,磨合单一主题,使之互相渗透,于是出现了多元融合论。欧阳健《论〈水浒〉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根据《水浒传》研究史的经验,提出主题研究应该“彻底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而代之以‘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多维融合的思维方法”。因为《水浒传》“本身就是充分多元化的”,“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者也是多元的”。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刘冬的《〈水浒〉新议序》,他提出:“《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反映市民心灵、目光、经验与想像的农民战争的小说。”钟扬《回荡在忠奸斗争框架中的农民革命挽歌》这一标题即是作者所说的《水浒》主题,这是融合农民起义说与忠奸斗争说。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说:“《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上述“人民起义”说实际上也包容了农民起义与市民斗争两说。多元融合的理论考虑了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实际的不一致及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等问题,不失为一种比较圆通的见解255-256。 事实上从辩证法的逻辑看,“多元”的极致又恰恰可能是“一元”的出现。毕竟那种《水浒传》“多元”主题的并排陈列也多少有些粗笨原始,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能完全揭示出《水浒传》主题的真正意旨与趣味,同时还未能真正考虑到“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实际的不一致及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不能认清《水浒传》贻害社会的一面。因此我们似乎就需要超越“多元”而上升到新的“一元”综合中去认识《水浒传》的主题。那么综观前贤与时彦们各种主题探索的结果,其“相异”的“多元”中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一元”主题?这是否也将成为一种更加“圆通的见解”呢? 那种盲人摸象、见木不见林、“只缘身在此山中”式的探究方式,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不能对《水浒传》定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站远一步、立高一层以超越的眼光来看,即从中西社会文化形态的不同,去探索《水浒传》的主题真相。诚然,我们也应肯定“《水浒传》的多元主题,各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反映了《水浒传》的部分(或大部分)实际。对主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深入探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255 “多元主题”的结论对我们进一步探究《水浒传》主题极有启发,它令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开始思索在这“多元”的主题之上,是否还应有一个“涵盖”它的“一元”主题。因为从《水浒传》文本本身,也即作品所产生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的思想趣味、感情倾向,以及作品实际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几方面看,它似乎都有一个统一的并不矛盾的“存在”。于是,笔者不揣浅陋,经过对作品本身以及对前辈时彦各种观点进行研究分析后,大胆地认为整个《水浒传》实际上表现了浓厚的“泛农民趣味”或“泛农民意识”。因为不论其“农民起义”说,还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