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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协同思想的形成 1 阶级社会协同的历史图景 社会系统有两个主要方面：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前者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力;后者是社会系统内人与人的关系,可简称为社会关系,它包括三个侧面。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其它群体、个人关系,思想、心理关系。[1:95] 在社会系统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之中,还都包含着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协同两个方面,即“集团斗争”与“社会协同”。 原始社会的社会协同主要是指相互协作的生产关系。 在进入私有制社会之后,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即阶级。生产关系必然带有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即阶级矛盾。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关系充满、渗透了阶级斗争,但仍然同时并存着各个阶级的社会协同关系。这种社会协同关系除了表现在“使这些经过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167～168]之外,还表现在全社会组织社会生产和对自然灾害、外国侵略、国内反社会分子的共同斗争上。 阶级社会中社会协同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在于以下三点: 1.1在抵御自然灾害,侵害以及外部落、外民族的侵略的过程中,协同的关系是必须的。 只有协同才能积聚力量,共同抵御系统外的干扰因素。协同是为了保证系统的整体利益。 1.2物质生产是作为系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为了组织生产,即使是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生产组织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即协同关系。 阶级社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产品在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劳动者劳而不获或少获。但从历史上来看剥削阶级无限度地压榨是不符合现实的。适度分配是统治阶级所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道理很简单: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包含着人和生产资料这两大生产力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包括着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最重要基本元素的人,他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人具有思想感情等心理活动。具有一定技能、体力的生产者,他发挥作用的大小并不只是由食物的输入所决定的;而是主要取决于工作意志、情绪——人脑的一种综合的信息状况。而工作意志、情绪则同他的各种生活需求满足的情形有关。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心理关系都极大地影响生产者的工作意志、情绪,也就是说极大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实际表现。[1:96]因此只有适度分配劳动成果才能保存劳动力,完成生产任务并且尽可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现实的劳动生产率。 1.3对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来说,为了其整体的长远利益,也必须遏制一切局部暂时的利益至上的干扰,达到统治阶级整体的协同;而统治阶级整体的协同,正是建立在通过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协同而实现社会系统最优化目标的基础之上的。 阶级斗争与社会协同并存于阶级社会,使得“国家”也具有两重性质。政治关系中的结构关系,就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制度。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政治制度的主体体现为带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国家。但国家并不完全隶属于某一阶级,它是一种“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2:168]国家处理着斗争与协同两种关系: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更多地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代表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它又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约束、处置乃至制裁、抗击一切反社会力量。前者的基本矛盾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后者的基本矛盾是实现系统优化目标的协同和反协同之间的斗争。 2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合作 本文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为例,说明社会协同的历史表现。 追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3条历史发展的线索: 2.1 腐败、特权是社会协同的因素 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历史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大多数题材都围绕着描写清官、明君与贪官、昏君的斗争,也就是围绕封建社会法制、清明政治与特权、腐败政治的斗争。腐败、特权一般地说是社会协同中出现的故障,由此引起的斗争具有与阶级斗争不尽相同的特点。这种类型的斗争并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属于社会协同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控制系统为了达到系统目标排除内部干扰因素的活动。 在古代中国,皇帝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腐败、特权是权力系统内部对系统目标的干扰,表现为对法制的破坏,是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反协同因素”之一。清官、明君与贪官、昏君并非属于不同的阶级,前者对后者的斗争是为了达到系统目标,是排除干扰因素而进行的内部协同;或者说,是社会协同的过程。 2.2 阶级统治和社会协同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除了太平天国等少数农民革命运动提出过“分田地,匀贫富”等若干反封建目标,从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外,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