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姿态.docxVIP

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姿态 田野纪事的方法是人类学的基本功能。田野纪事的经验是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田野纪事的经验以及相关民事纪事的文本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抚今追昔, 总结民族志方法在中国发展中取得的成就,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是更清晰地认识和定位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 文化人类学2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是以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为学科建立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科创建初期, 老一代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陆续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和著作, 对指导当时的学科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济、凌纯声、吴文藻、李景汉、卫惠林、吴定良、林耀华、言心哲、柯象峰、张少微、梁钊韬等一批老一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经撰写过许多至今依然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受过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学院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 颇为关注研究方法, 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讨论了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田野工作的作用和意义、问卷调查法和比较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本土语言学习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等方法论问题, 也涉及到各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巧、调查提纲、田野笔记、体质人类学测量和各种调查工具的使用等具体研究方法问题。我曾经将他们的部分成果汇集在一起, 编成《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列入“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希望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或爱好者的读者们能够由此更好地体会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 特别是对中国场景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所认识3。 就新一代学人的民族志工作来说, 庄孔韶的银翼、阎云翔的下岬村、景军的大川村、王铭铭的溪村、张鹂的北京浙江村、徐平的羌村、赵旭东的李村等社区研究, 以及王筑生对景颇人、蔡华对纳人、翁乃群对纳日人等族群的讨论, 各具风采, 不胜枚举, 且都有相应的民族志作品发表。与此同时, 港台和海外人类学家于中国大陆的民族志研究实绩亦贡献良多, 并大多在中国大陆有持续时间较久的民族志工作场所。 当前, 一些国内大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也较重视在国内外进行较长期的田野工作, 保证了以学位论文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许多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工作不仅是持续了一个周期, 而且他们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 搜集了大量翔实的民族志材料, 增加了研究的原创性。这些民族志田野工作为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一批学者对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02年6月, 为了开展“中国本土条件下的人类学方法论研究”课题, 在京的近20位著名人类学家汇聚一堂, 就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教材、中国人类学有无本土化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在近期发表的人类学论文中, 涉及到民族志方法及其讨论的也占有很大比例。民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除了编辑上述讨论专集外, 已经整理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两部中国人类学先辈的民族志作品。2005年, 高丙中教授在《思想战线》主持“民族志经验研究”专栏, 对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专栏中的论文既包括民族志方法论反思, 又有民族志文本, 还有对民族志的研读和思考。 然而, 从中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当前的发展情势来看, 尽管近年来学术发展有了很大长进, 但在民族志方法方面却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汪宁生曾经批评中国民族志工作中的弊病, “大家忙于利用前人的资料 (包括建国以后存在不少问题的民族调查资料) 写出一本又一本大作, 编出一套又一套丛书, 而很少踏踏实实从事长期田野工作。……未作过任何调查的人也在国外自称是民族学家。特别是田野工作方法仍无人讲求, 在调查中不能按照科学程序办事;对材料的分析仍受陈旧模式的束缚;迄今很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比较完整的民族志。”4 这里就涉及到要不要做民族志工作, 没有田野经验的“民族志”还是不是民族志的问题?此外, 少数人类学的年轻学者入门可能没有几天, 也许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认为从此人类学就不用做田野工作了, 或者没有扎扎实实的民族志基本功也可以为之。 近20年来, 在国际人类学界, 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开始仔细反思田野工作者是如何获得资料以及民族志文本是怎样产生的。他们认为, 应当使得发现的实践和过程清晰可见, 率直说明实际的田野体验——而以前这些内容并不包括在公开出版的“科学的”民族志中。这就涉及到描述方式。在这种方式中, 人们将极其私人的田野工作体验看成是一种与田野工作相一致的感受。随着民族志工作特定程序的进一步明确, 资料搜集的田野工作程序愈加清楚明白, 后现代主义者开始感到田野工作将无法达到科学的目的。然而, 清晰明白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