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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与史学的再认识 2007年，《中国图书馆评论》第五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名字的文章。事实上，这是一篇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会议讲话的文件。我在这里删除了很多错误。譬如, 把我说的“神威大将军炮”说成“红衣大炮”、湖南宁乡变成“宁江”、崇祯十六年成了“顺治十六年”、“坟山”变成“焚山”, 等等。另外一些话变得前言不搭后语, 读者一定觉得不知所云。在那次会议之后, 我也曾在我的博客留下一点纪实文字, 其中还专门说到“在座的还有媒体的朋友, 和一些研究生, 应该可以证明我以下所谈大体上是实录”, 结果媒体朋友留下的“实录”竟然如此失实, 如果不郑重重述一下当时所谈, 不仅无法作为我的博文的证明, 这个失实的记录反而有可能真地被当作历史的实录。由此可见, 对历史文本的怀疑和批判性考据有多么重要。 1. 近年来, 文本 (text) 、语境 (context) 和文类 (genre) 这三个概念也渐从语言、文学或文化批评向史学研究中流行, 这自然离不开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挑战。在历史研究中, 这些概念的使用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 当我们使用文本这个概念或把任何传递历史信息的材料视为历史文本的时候, 我们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共识:第一, 这些材料, 哪怕是历史时期遗留至今的实物, 都并不等于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 而是时人的创造物;第二, 这些材料之所以是以这样的、而非那样的面貌存在, 具有相对独立于它们产生的情境的逻辑;第三, 历史因而只能重构而不能重现, 这一重构又与文本无法分离。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论者所谓“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说法最容易以历史做例, 因为我们面对的只有史料, 没有历史。也正因此, 中国传统史学 (甚至也包括经学) 在史料学或文献学上的建树不仅具有现代意义, 而且也具有后现代意义。 在文本分析的意义上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 我们可以重新评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及顾颉刚“层累地制造古史”说的意义。两者都揭示了历史文本的特点。有学者指出, 民国学术有两个外来的源头:一是欧洲汉学;二是美国的新史学。前者被陈寅恪说成是“世界学术的潮流”, 傅斯年也是力主者;后者讲究社会科学的介入, 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滥觞。他说这一脉的唯物史观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的合流, 就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史。他自己认为, 后者才是世界学术的潮流。诚哉斯言。20世纪前半叶的确是社会科学化史学的鼎盛时期, 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法国年鉴派史学便执了国际史学界的牛耳, 但到下半叶便悄然变化, 世纪初的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史学的意义又被重估。与前两者及“欧洲汉学”相关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清代内阁档案的“发现”, 通常被称为“新史料”的发现, 不仅意味着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 而且表明史学家始终不曾失去对历史文本的自觉, 显示了寻找多种历史文本的努力。而后者的“疑古”为人诟病之所以不被今人买账, 也在于他揭示了历史文本所具有的“历史”和“神话”的双重属性, 从而显示了史料作为历史文本本身的张力。年鉴派史学从布罗代尔到勒高夫的变化, 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史学向人文学史学的变化, 更不用说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了。 我们重视历史文本分析, 就等于我们重视史料的产生或制造过程、史料存在到今天的情境, 以及史料被不断加以解读的语境——其实,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学。不同的是, 我们并不将此视为与我们专注的“历史”相分离的东西, 而就是我们专注的历史。第一层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清楚一份史料是如何产生、包括被谁制造出来的话, 大概不会真正理解这份史料中的内容;第二层意思是说史料不是随便就被保存至今的, 好像除了沧桑变化、世事变迁, 就没有特殊的情境, 譬如, 碑刻被保存在庙里、族谱被保留在祠堂或家族的某个人手里, 科仪书或礼簿保留在特定的人手中, 是我们理解史料所反映历史的组成部分;第三层意思是说史料是被不断加以解读的, 这些解读不仅在重构史料, 而且体现了文本及其语境的互动。有学者曾对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表示了惋惜的态度, 认为目前的状况使这一大宗宝贵财富受到很大损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以前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文物贩子对徽州文书的搜集, 都把它原有的生态系统打乱了, 即使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但还是若干件被保存在这里, 若干件被保存在那里;或是按照现代的分类, 即使是一家一姓的东西, 也被按照宗教、商业、法律等等重新拆分, 劳燕分飞, 天各一方。这些史料的制造、保存、不断解读或复制过程及其情境, 基本上不可复得。 2. 以上认识, 显然不仅限于我们所谓“民间文献”, 包括一切史料, 只不过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工作中体会得更加深刻。譬如我们在强调中国社会中礼仪的重要性时, 同时也会思考, 正史中的“礼志”、“五行志” (在地方志书写中体现为“祠祀”和“灾祥”) , 为什么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