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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梁启超是新历史的发起人，他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第一章“历史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是将真实的事实转化为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并将现代人的活动作为证据加以评估。”(p148)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纵观20世纪“流质善变”的新史学,其本质无非是如梁启超所云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历史学正是在这种“襄理旧业,益以新知”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革新和转移。随着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消融学科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的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融合和对话。历史人类学便是历史学“革新”的诸多表现之一。 何谓历史人类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持论极端者甚至称:“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当然,作为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与史学发生联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与史学不分主次。就其实质而言,历史人类学延续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它肯定要借鉴、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但这种借用只具有辅助作用。”而历史学者则认为,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 究竟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学与人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本位视角出发,提出了既相通而又各异的说法。文化人类学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弥补了以往人类学研究对历史重视不够的缺憾,给予人类学以“历史感”。而历史学则比较看重历史人类学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新鲜视角、理论方法以及“现场感”。不管怎样,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使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人类学研究添加了‘厚重感’和‘历时性’。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舞台上这样的‘联袂出演’而喝彩”。换言之,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研究方法的创新 “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得益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自我反省”和互相借鉴以及消融学科边界的努力和实践。在人类学中,从早期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到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后期的格尔茨、萨林斯等人,持续不断地对“历史”的强调,终于打破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缺少“历史”深度的遗憾。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按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所述:“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p238)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的传统内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史学家勒格朗·多西所著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以及伏尔泰的名著《习俗论》。不过,笔者以为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该回溯到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 历史人类学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重视。马克·布洛赫在其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将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揭示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p10)又云:“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p23)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学的中心,可以说是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史家在史观上的杰出贡献。而他的《国王的触摸》一书则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法国在举行庆典仪式时,国王具有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透过这种带有传说性质的民俗故事,马克·布洛赫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一番历史探讨。该书不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法上成为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新史学”作品,而且似乎也确立了与民俗学研究不同,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的新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模式。 吕西安·费弗尔的贡献则在于首倡“心态”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历史人类学中,心态史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费弗尔的名著《马丁路德传》与《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两书,致力于历史学与集体心理学之间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