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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战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达到了两个高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了两个高峰。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尽管这两个高潮的研究路径和基本内容相同, 但其价值取向和研究结果则迥然有别。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受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影响, 而现实政治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 自然地以极大的热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研究古代农民战争问题, 充分肯定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尽管对农民战争促进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式以及作用大小还存在着分歧, 但无论是明确地表述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还是含糊地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则是一致的。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 人们在政治上反省现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时候, 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又逻辑地重新审视, 或者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理论前提出发, 以农民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为依据, 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或者以战争的破坏性为由, 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的破坏作用为依据, 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促进作用。反对的观点则认为, 农民的落后性和封建性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造成的, 农民战争是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 农民战争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本身就是对历史发展的推进。尽管双方争论激烈, 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是将农民战争看作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进行考察的, 依然在传统的思维中讨论问题。随着现实意识形态的转变,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阶级斗争问题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人们也就将史学研究的视野转向社会经济领域, 至80年代中期,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迅速地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 到90年代以后, 农民战争问题已经是个实实在在的无人问津的冷门话题了。 但是, 从学术的角度看, 上个世纪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热”固然不正常, 而“冷”同样是不正常。“热”和“冷”, 完全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完全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一样, 都是学术政治化的结果, 不过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已。显然, 这和中国历史实际是不相符合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 农业生产是所有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 农民问题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 农民的生存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主体, 农民战争是社会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 直接决定着王朝兴衰、社会演进。这是不争的事实, 是客观存在。因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卑视农民, 因为战争的破坏性而否定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无视农民战争的存在, 既难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真谛, 更不是现代史家应有的态度。在史学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史学发展逻辑地要求正视农民战争问题的时候, 系统地总结前人的研究路径和结果,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 继续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自然成为现代史学家的任务之一, 更是客观把握中国历史规律的关键。 以往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分析, 无论分歧如何, 其研究路径和分析系统都是从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冲突的层面立论。这诚然重要, 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使然。但是仅此是不够的, 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由大大小小的地主集合而成, 而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反对的目标首先是官府, 打击的对象首先是各级官吏, 而不是把大大小小的地主作为打击的首选目标;同时, 在农民起义过程中, 还有一些地主甚至是官僚也加入到农民军的队伍中来。尽管这些地主、官僚加入农民起义的原因和动机各有不同, 但这起码说明, 不能笼统地用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来解释农民起义的原因, 而应该拓宽视野, 寻找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更深层次、更具有普遍性的原因——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农民问题、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根源。 纵览中国历史,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发生有个规律性的现象:除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外, 其余历次农民起义, 都是在农民破产流亡、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就统治者来说, 每当立国之初, 无不把安定农民、重视农业当作头等大事, 采取种种措施、设立种种制度以保证农民和农业的稳定, 比如秦汉的授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 都是为了保证“耕者有其田”;帝王们更是叮咛告诫农业生产的重要、表明自己对农民和农业的关心, 采取种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手段奖励农耕, 因而“重农”成为中国历代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核心, 而结果却总是走到统治者主观愿望的反面, 农民总是逃脱不了破产流亡的宿命。个中原因是难以完全用地主的残酷剥削解释的, 因为农民在破产以前和地主之间尚不存在租佃关系, 农民的破产和地主的地租剥削没有直接联系, 无论是“见税十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