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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特征 当人类学研究人员了解其他行内人士时，他们大多数会像往常一样关注自己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哪里”和“多长时间”方面。地点和时间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类学者的研究质量的核心指标1。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而成为其从业者构建其学科认同的重要依归,以至于不少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田野工作乃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唯一特征或关键要素。 对于田野工作时间的要求其实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相信对于事物的直接观察方能真正认识它。这种归纳式的研究进路(inductive approach)当然要求更广范围和更具体细致的资料,而那是需要时间的,以至于可以归结出一些观察和结论。因此,人类学传统上将一个农业周期作为研究农业社会的标准时长2。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必须遵行的时间量,而且后来一些研究者指出或许更优越的调查方式为对多地点的调查研究,或对单一地点的多次回访研究,而不是对单一地点一次性的长期居住,但是在人类学研究的规范操作中,对于时间长度的关注仍然是一个类似于学科规范的强调。 如果说对于时间长度的关注还是比较隐晦的,那么对于地点的关注则相当显明。本文就试图对于“何处是田野”这个问题进行一项基于个人研究经验的学科谱系反思,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放在西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并特别回顾由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所限定的田野选择标准和取向,进而提出田野工作超越纯粹“地点”意义的可能性,即对人文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其中文化差异性的强调。 一、 田野工作作为一种自然学科的地位 人类学发展到如今,田野工作或实地调查(field work)已经成了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之一了。甚至一些教科书提出,区别一项研究是否是人类学的关键标准就是田野工作。古塔和弗格森提到,“‘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3一些人类学者还指出,在传统的四分支人类学日益分化的情况下,田野工作成了唯一可能整合整个学科的资源和依靠。也有很多人认为,田野工作经验是一个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initiation rite)。斯托金认为,田野工作是“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而且田野工作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而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4。换言之,倘若一个声称在作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却没有做过田野工作,那么他的研究在人类学意义上就比较可疑了,甚至其个人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在同行圈内也会受到质疑。且不论将田野工作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是否合理,我们先来做一番历史考古的工作,看看田野工作这个概念及其实践源自何处,又是如何一路演变而获得如今这样的地位。 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作业(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A. C. Haddon)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他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5所使用的仍然是自然历史学的术语6。事实上,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田野调查页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与哈登很类似,博厄斯1883年到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则是其接受的地理学训练。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 有意思的是,田野调查的兴起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在19世纪早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是不屑于自己去进行田野工作的,认为那是一项不文雅和体面的活动,是地位低下的没有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则是表述解释自然多样性的理论工作。而且,19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的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得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似乎收集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有成就的手工制品商人7。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形完全被颠覆,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摇椅上的理论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认为不再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田野点。田野调查者指出,摇椅上的理论家对科学训练和他们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