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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60年来的张大研究范式 《张居正》的研究始于明末。明朝末年，余端紫写下了《张居正泸州志》。随后的清代和民国时期, 研究者极少, 成果寥寥, 台湾和海外的张献忠研究笔者尚未见到, 故本文仅就大陆近60年来张献忠研究的简况略疏管见, 粗陋之处, 敬祈方家教正。 一、 国内专家对投入川战争农民初始 对于张献忠这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颇具争议。我们自1950年代以来的对张献忠的研究, 直到1980年代后,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在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史学等, 才使张献忠研究较之过去有显著成就。特别是198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代表30多人, 会后编辑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张献忠在四川》论文集。会上有关专家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问题, 得出结论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不能归咎于张;对于在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既不能扬李抑张, 也不能扬张抑李。 近60年来对张献忠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不多, 涉及的领域主要为军事, 而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涉及甚少。论著类较重要的有胡昭曦著《“张献忠屠蜀”考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袁庭栋著《张献忠传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等。 胡先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认为“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反动势力, 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 这有什么不应该?当然, 也要看到, 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杀了地主本人, 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 打击面很大, 杀的人相当多。这是可以从农民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 更不能加以夸大, 诬说起义军见人就杀。”四川作家郑光路也就张献忠杀人问题写了《“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年版) , 通过剖析种种“真相”、“谜案”, 以独特视角研究张和明末清初四川那段惨烈的历史, 提出了与胡先生不同的看法。 袁先生批驳了“八大王洗四川”的传言, 以翔实的资料佐证了张献忠并非屠蜀的刽子手, 而是一个骨子里始终浸透着小农意识的农民首领。袁先生力图还原一个作为“人”的八大王张献忠, 令人击节。 王先生的《张献忠大西军史》, 大量引用地方志, 资料翔实丰富, 出版后引发许多评议, 推动了对张献忠的进一步研究。如《读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 《评张献忠大西军史》, 《如何撰写农民战争史——读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感》, 《用方志资料研究农民起义的新成果——评王纲著张献忠大西军史》, 《张献忠研究的新成果——评张献忠大西军史》等。 张献忠研究的论文类难说成果丰富, 考证性文章偏多一些, 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张献忠名号、籍贯和年龄小考》和《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 《张献忠在湖北地区活动考略》, 《李自成张献忠永宁会师考实》, 《张献忠屠城与藏金之谜》, 《掘杨嗣昌祖墓非张献忠所为考》等。一些考证颇见功力。 史论型文章主要有:《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 《浅谈张献忠》,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 《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对张献忠 (崇祯十六年) 在“湖广”活动的估价》, 《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比较》, 《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亦考亦论的文章中有《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实为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一) 、《张献忠“原罪论”圣谕——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二》、《张献忠多面性人格——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三》和《大西政权集中营式管理——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四》等, 功力不凡。 二、 张杀张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张献忠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 盖因历史资料的缘由, 某些方面研究得较为充分透彻, 而其他方面则十分薄弱。 研究相对充分的是其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一面, 尤其是他的军事措施, 这类成果较多。论著类首推王纲先生所著《张献忠大西军史》。论文类也不少, 比如《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和《张献忠在湖南作战史迹述略》;《张献忠进军江西初探》;《张献忠袭取襄阳战略初探》;《“圆盘计划”与张献忠土地岭大捷》、《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和《张献忠“以走致敌”与黄陵城大捷》;等等。 对于张献忠杀人问题, 1960年代虽有《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 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史学研究的情况下, 由于张献忠被定为农民起义首领, 故“屠蜀”一事众所讳言, 乃至曲为辩护, 研究难以深入客观。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 对该问题才又开始作进一步反思, 研究较为深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