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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地方财政参与赈灾研究 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国家的稳定、制度的更替、财政的运行都对灾害以及救灾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其中尤其是财政与救灾关系密切,实施救灾需要财政支持,而财政制度的完善与否,财政状况的好坏都决定着救灾的效率与效果。就唐代的救灾而言,以往学界从整体上对于唐代的救灾管理体制,救济和蠲免效果以及义仓制度诸方面进行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对于在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上与唐前期差异甚大的唐后期财政体制的变化对地方救灾支出及举措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陈明光《唐朝的两税三分制与常平义仓制度》就探讨了唐后期两税制下常平义仓制度与唐前期的不同,涉及到了地方财政参与的常平义仓与救灾的问题。《略论唐朝的赋税“损免” 》则论述了唐前后期赋税蠲免的异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五章《地方收支》中也涉及了道、州支出与救灾的一些联系。这些成果都奠定了本文研究的基础。但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对于唐后期地方财政与救灾关系的研究还缺乏深入的剖析与全面的评价。唐后期由于财政制度的变革,在两税三分制的财税分割制度下,地方拥有了财政的支配权。这一变动对唐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财政体制的变革也导致地方在救灾方面的表现与唐前期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揭示唐后期州府在救灾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处于变革时代的唐代前后期救灾格局的差异,并为研究唐后期地方社会及中央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一、 唐前期地方政府的救赎 唐前期,租税的收支在中央的统辖支配下运行,并无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地方遇到灾害,由地方政府奏报中央,经过检覆属实后,由朝廷下发诏令蠲免赋税以及开义仓赈济。虽然地方有源自地税的义仓,然而义仓属于尚书省仓部,隶属国家预算收入。没有中央的批准,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动用。否则,就会遭到监察机构的弹劾,甚至被贬官。因此,唐前期地方政府在救灾中只是接受朝廷的诏令组织地方救灾。这一时期,唐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救灾体制中束缚地方救灾主动性的缺陷,并着手进行了一些调整,如派遣使臣亲临灾区指挥与协调,允许地方先用义仓赈贷然后上奏。但由于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制约,成效并不理想。 安史之乱后,唐前期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彻底崩溃。经过调整,建中元年(780年),唐政府开始实行两税法,遵循“量出制入”的原则,将两税年度收入总量在中央、节度观察使、州三级财政之间作了定额分配,称为“上供、留使、留州”。(卷34《钱货议状》)地方以“留使”和“留州”为名与中央分割赋税收入。其中两税上供钱中央与地方的比例为1:2;斛斗比例为1:3.73 ,这样唐后期两税的2/3到4/5归地方财政支配。(P1087)除此之外,地方还有税外加征、田产、赃罚、经商赢利等手段来增加收入。这样,唐后期的地方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财政收入,拥有了较为雄厚的地方财政以及自主支配权,这为地方进行救灾奠定了经济和物质基础。 那么,唐后期地方财政中被用来参与救灾的有哪些呢? 1. 仓仓—常平义仓粮支出。 唐后期承担地方赈济职能的是元和元年在地方建立的常平义仓,其财政来源是“应天下州府每年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是在两税斛斗中取二分充仓粮建立的。(卷88《仓及常平仓》)每年320万石的常平义仓年储粮量仅仅靠上供中央的两税斛斗难以独立支撑,所以留使、留州两税斛斗中也分割了一部分填充其中(P57—58)。学界关于唐后期常平义仓的研究成果甚多,在此不赘言。笔者在此只是强调一点,每年相当数量的地方两税收入进入了常平义仓备灾,地方财政是其粮储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财政用于救灾的常规支出。 2. 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建立义仓的原因 在地方财政中,各种支出之后的羡余之钱也具有救灾职能。唐后期,地方支出数额的估算是比较宽泛的,地方留使、留州的两税钱、斛斗数额通常都大于地方常规支出,地方诸道、州每年皆可拥有一定数量的财政节余,这部分羡余除了用于地方进奉朝廷之外,就成为地方救灾的重要经费来源。 早在贞元九年(793年),德宗就在赦令中称: 水旱为灾,古今不免,苟有丰蓄,何患凶年。属此多虞,里闾凋耗,姑务求于日给,不遑虑于岁储。一谷不成,人则艰食,害至方救,其伤已多。俾无馁殍之忧,将在备之而已。宜委诸州府长官,每年以当管回残余羡物,谷贱时收籴,各随便近贮纳,年终具有无多少报中书门下,兼申考功,以为考课升降。如有替代,各分明交领,准前申报。若遇灾害不稔,则量事给百姓。辄有将充诸色用,以枉准赃罪之。(卷70《贞元九年南郊大赦天下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建中年间两税法实行后,在上供、留使、留州的份额中,并没有类似唐前期义仓地税那样的专用救灾支出,因此,地方上没有建立义仓。(P54—55)这样,救灾时赈济的粮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