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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现状与反思 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家和教育研究人员可能没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像教育工作者这样困惑。一方面, 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 它的“领地”不断地为其他学科所“侵蚀”, 以至于时不时让人有“狼来了”的警觉和忧虑;另一方面, 因为它与实践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几乎所有人, 无论是外行还是内行似乎都对教育有话可说。在众说纷纭的热闹中, 面对社会公众、政府、教育实践者等方方面面的诘问, 专业研究者常常陷入一种无以应对或者干脆失语的尴尬状态。由是, 外部力量尤其是作为公益的代表的政府, 反而常常以一种更为强势的姿态来介入教育研究, 其介入的基本手段就是以资助方式要求研究能为政策所用, 或曰为政策服务。这种导向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如今的教育研究领域, 为迎合政策需要的研究主题、研究偏好和应用倾向极为盛行, 而近些年来, 滥觞于英美等国家“基于证据的研究” (evidence-based research) , 则把这种倾向推向了极致。本文对该倾向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既往教育研究内部纷然杂陈的主题偏好、立场差异和方法取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与否, 提出自己的见解, 进而在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偏好之间以及教育内外不同群体之间, 探求一种基本共识的可能性。 一、 基于证据的研究 所谓基于证据的研究, 原本盛行于医学和卫生领域。在现实的医学实践中, 临床中有关治疗手段、药物使用的效果检验, 往往是以众多的小规模实验方式来展开的。不同的实验因为在样本、影响变量、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异, 研究结论也往往存在一定的统计上的差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某一药品使用 (干预) 的效果检验为例, 第一, 单个或数个的研究实验的结果, 因为各自样本量过小, 它的结论很难在更为广泛意义上被证明有效与否, 不仅如此, 如果贸然地基于少量证据来设计临床诊治方案, 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第二, 因为不同实验方案设计与操作控制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 即使临床实验结果存在相对一致性, 恐怕也难以作为某一干预有效的确证性证据。因此, 如何去分析并厘清差异背后的原因, 或者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来消除各种差异性, 建立更为明确和普遍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就成为研究或决策中的关键性环节。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自20世纪70年代始, 在医疗健康领域人们提出了基于证据的研究和决策的概念和方法。 医学界倡导基于证据的研究的初衷, 就是以既有的大量零碎或零散的研究成果为评估对象, 从纷繁复杂的既有研究资源和文献中, 为诊治方案寻找可靠、扎实的依据, 或者为明晰依据提供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推荐统一规范的研究方案。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的“系统评价”。在医 学领域, 系统评价的“核心逻辑”就是元分析。派森对元分析的程序解释如下:为了验证干预 (intervention, I) 与结果 (outcome, O)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 研究者需要全面地搜集与之有关的既有研究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已经发表的成果, 也涵盖各种没有发表的研究报告和论文。通过采用严格的标准即研究设计必须符合随机试验要求, 对文献进行甄别和评价, 然后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检验合乎要求的所有文献中I与O间的关联, 汇总和数据处理后陈述两者间因果关联的可信度, 如果在统计意义上I与O之间的关联成立, 即可作为干预I有效的确信证据。 应该说, 医学上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该领域的考克兰协作机构是国际上知名的组织, 它吸引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学者, 开发了更为复杂的方法系统, 目前该机构已经成为国际循证医学重要的证据来源。正是基于医学领域的成功, 基于证据研究的方法和理念, 特别是它所倡导并要求的严格标准——随机试验, 在进入21世纪后迅速为人们尤其是政府组织所认可, 并将之推广到众多领域, 如政治学、犯罪学、社会保障和教育等, 派森甚至称之为“千禧年的最大理念”。事实也的确如 此 , 世界银行 的评估机 构先后在2000—2005年的年会上组织专门的研讨会, 把随机试验作为获得严格的、更好证据的工具;OECD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和美国的众多政府部门都给予了空前的重视, 把随机试验和基于证据的研究作为众多领域决策依据获取的主要来源。 教育领域中基于证据的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英美等国家迅速兴起的, 它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政府机构。2000—2005年, 美国联邦教育部的研究机构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创办后, 迅即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开展随机试验性的教育研究, 期望以此来获得改善学生学习、品格教育、教师发展的可靠证据。基于证据的研究的极力推崇者萨利文 (Robert E. Slavin) 指出, 在布什政府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后, 法案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