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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仓的粮价平衡与市场稳定 明清时期，北京定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为了满足首都的粮食需求，封建政府非常重视粮食的运输。不仅在首都建立了万安、南新、北新、海运和旧台等13个仓库，还在通州建立了水运和西街仓库。仓库里的水里有数百万石。这对首都的公务员工资、王室需求、饥饿救济和粮食价格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京仓防卫森严,且有众多仓储官员监督临视,但仍然经常发生仓廒被火焚毁,导致仓粮损失的事件。京仓火灾发生的原因既有意外,也有人为故意纵火,其中隐藏着仓中不法胥吏、花户、仓书与国家博弈的因素,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火灾责任人的惩治举措,则体现了国家律法的演变与对仓储基层人员的控制程度。 一 乾隆时期的京仓火灾 清代仓场衙门为维护京仓安全,不但设八旗披甲在仓外巡守,而且在仓内也有监督、御史、都统驻防与值班,甚至规定每仓“以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阔丈四尺,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每廒顶各开气楼一座,廒底砖砌,上铺木板,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泄地气”卷127《工部》,每仓根据廒座数量与存粮规模各有水井一到三口,以防火灾。值放粮之时,“该监督等将仓内外闲杂人等概行禁止,不准进仓,如有搅乱仓务及身后把持之人查拿惩办”卷51《京通仓粮》。森严的法令制度对于维持清代前期京仓存粮的足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漕运的衰落、吏治的腐朽、税粮的改折,清中后期仓储严重匮乏,京仓火灾与仓弊巨案也不断发生,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关于京仓火灾的资料较少,直到乾隆朝才有了相关的记录。乾隆六年(1741年)京城富新仓失火,烧毁仓廒与部分粮食,朝廷题准“着落满汉监督赔六分,书攒赔二分,花户赔二分,于次年粮船抵通收买各帮余米赔补”卷57《京通粮储》,这种按照工作人员在仓储中身份地位进行赔偿的办法具有较大的合理性,首先仓监督作为正六品户部官员,对整个仓储负有监控与巡查的职责,仓廒被烧其责任最大,而仓中书攒、花户作为下层群体,由于其收入较少,且完全受命于仓监督,只能属附带责任。仓粮被烧后,一般通过收购下年到通州各漕帮余粮进行填补,即可以减轻罪责或免责,继续在仓中从事原来的职务。乾隆五十年(1785年)旧太仓失火,烧毁信字、地字、正字空廒三座,存粮之满字、顺字、密字三廒也被焚毁,“除花户等交刑部严讯定拟,仓场侍郎及该监督交部议处外,其烧毁米豆著落赔补。密字廒原贮粳米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九石九斗三升,内除递减米二百五十二石七斗一升,盘出好米一万五百二十五石,廒底米五十石,应赔烧毁并受伤米三百八十二石二斗,气头米一百八十石。顺字、满字二廒原贮豆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石一斗一升,盘出好豆七千八百石,应赔受伤烟串并烧毁共豆一万一千二十九石一斗一升”,该案共烧毁仓廒六间,损失米豆近一万二千石,其数字十分惊人,在清代京仓火灾中也是较为罕见的,所以仓监督及花户均被交刑部定罪,而赔偿办法则“照乾隆六年富新仓失火延烧米石赔补之例,准其于本年漕粮到通余米豆内买余赔补,应赔银两照乾隆三十六年刑部衙署被焚赔修之例令仓场赔四分,监督赔六分,分作二年交纳,以清款项”卷54《京通粮储》。乾隆时期的京仓火灾比较重视仓储官员的责任,其在仓粮赔偿中的比例也最大,而对于下层群体中的花户与胥吏,最高统治者多给予恩惠与体恤,尽量减轻他们在仓储事故中的负担与压力。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与乾隆朝时仓储积弊尚不严重,花户、攒典、仓书收入微薄,赔偿能力有限外,还与这一时期京仓火灾发生的频率较低有关,在乾隆统治的六十年间,京仓火灾次数乏陈可数,其相关的法令规定也尚不严密,所以皇帝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较为宽大的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嘉庆朝京仓火灾频发,甚至一仓发生数灾,这与监仓官员与夫役的腐败及懈怠是分不开的,这时不但花户、胥吏、仓书盗窃仓粮、勒索旗军、私放黑档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仓监督也与不法群体相勾结,从仓储中谋取私利,有时他们为了隐瞒真相,躲避上级部门的调查,竟敢将仓米新旧混杂、以陈压新,甚至私拆仓廒与挪移米石,完全视国家律法为无物。嘉庆五年(1800年)裕丰仓吕字、往字、冬字三廒遭火焚毁,“经工部勘估,工料银七千七百六十一两一钱八分九厘,应以四六分赔。仓场侍郎及监督于养廉银内各扣三成,书攒、花户于茶果脚价内共扣四成”卷53《京通粮储》。嘉庆十七年(1812年)裕丰仓再次遇火,仓场侍郎、查仓御史、仓监督被交部议处,“该花户……依仓库内失火律杖八十,徒二年,盘出好米另廒存贮,先行搭放,其揭除熏灼不堪食用米石除变抵外,照买余抵补之例赔补”卷53《京通粮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旧太仓廒座被焚,“行字廒盘出熏灼不堪支放米六百三十石,报字廒盘出熏灼不堪支放豆二百七十石,循照买余抵补之例按四六分赔。仓场侍郎及仓监督于养廉内各扣三成,书攒、花户于茶果脚价内共扣四成归款,其盘出好米、好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