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与中国民间宗教.docxVIP

浙江与中国民间宗教 1904年，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和董事会会长陶成章深入浙江农村，与各种秘密社会团体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然后他写了一篇关于“宗教起源的文章”。它提出“白莲在北方繁荣，红门在南方”的观点。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这本来只是对当时中国南北方民间秘密社会分布的描述, 但到后来却越来越扩展成为人们对整个历史上中国民间宗教发展的一个总体评述, 以致人们对民间宗教的第一印象就是“南会北教”。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浙江民间宗教的历史发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成型的民间宗教———民间道教, 自汉末三国就传入浙江, 开启了浙江成型的民间宗教的历史。自此之后至清末, 前后延续近两千年, 期间教派层出, 信众众多, 宗教活跃, 影响极大。综观浙江民间宗教的发展历程, 既体现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共同的规律和特点, 又有源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环境、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的个性, 有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 浙江民间宗教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 中国北方民间宗教自黄巾起义之后遭受重大挫折, 而浙江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民间宗教迅速发展。民间道教大兴, 于家道、李家道、帛家道、天师道先后在浙江传播。民间道教的影响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信众数量庞大。上至门阀士族, 下至底层民众, 都有一批坚定的民间道教信徒。就上层而言, 浙江地区出现了许多天师道世家, 世代传习天师道。而在下层社会, 修习道术也成为普通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东晋, 当中国北方民间宗教处于沉寂之中时, 在浙江却暴发了孙恩、卢循起义, 十余万人响应, 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道民。十余万教民, 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民间道教势力之盛。这一反晋斗争的主流虽然是农民起义, 但无疑带有宗教色彩。起义持续十二年之久, 席卷东晋大部分地区, 致使东晋王朝名存实亡。下层传播的民间道教在浙江衰落, 佛教的异端支派弥勒教在浙江兴起, 义乌人傅大士为弥勒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民间宗教发展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第一, 永嘉之乱以后, 北方兵乱不断, 浙江僻处东南, 社会相对稳定;第二, 大批北民侨居浙江, 将北方流传的民间道教传入浙江, 浙江民间道教信仰氛围浓厚, 同时, 大批宗教人才南下, 学术重心转移南方;第三, 东晋、南朝历代统治者大都信奉宗教, 宗教政策较为宽松、自由, 宗教气氛浓厚;第四, 东晋、南朝时期, 汉族政权南移, 中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南方。这既有利于浙江的开发, 但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剥削的加剧, 浙江民众的负担加重。这个时期, 浙江民间宗教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 尚未出现民间宗教和正统宗教的明确分野。中国后来官方的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都尚处于初起和发展阶段, 两者关系相互纠缠交结, 十分复杂, 在实际发展中并未有明确的界限, 民间宗教也基本上都是道教、佛教的分支。比如, 孙泰、孙恩、卢循所属的天师道教派, 在事实上是继承了钱塘杜氏的天师道, 与当时社会上高门士族和下层民众信奉的天师道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其二, 客民对浙江民间宗教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他们将南迁北民中一些北方流传的民间道教教派传入浙江, 并成为浙江民间道教快速发展的重要信众基础。其三, 浙江民间宗教活动的中心在会稽郡 (今绍兴地区) , 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是浙江开发最早、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 同时也是当时浙江的政治中心, 是南迁北民的重要侨居地。 隋唐五代时期, 中国民间宗教的发展处于沉寂时期, 浙江民间宗教也走向低潮。但浙江民间宗教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 出现了以民间道教为号如的陈硕真起义, 还有利用摩尼教的裘甫起义。 宋元时期, 浙江民间宗教蓬勃发展, 无论是教门的数量、规模, 还是活跃程度、影响力等, 在当时中国民间宗教中都是少见的。主要表现在:其一, 民间宗教数量增多。当时浙江活跃着摩尼教、净行社、白云宗、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教派, 其中摩尼教在经过唐代的禁断后, 到两宋时期, 又逐渐恢复, 流播甚炽, 成为浙江最主要的民间宗教组织。温州、台州、越州、明州等地摩尼教教势最盛。而在浙江兴盛的弥佗净土信仰下, 佛教异端派———净行社、白云宗应势而生。中国完全独立于正统宗教之外自成系统的、本土的民间宗教———白莲教也在浙江广泛传播开来。此外, 浙江还活动着诸如金刚禅、二会子等民间宗教组织。其二, 浙江民间宗教教势极盛, 影响巨大, 出现了多起以宗教为组织形式针对当局的起义活动, 如历史上著名的方腊起义, 就借用了民间广泛传播和有影响力的摩尼教, 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统治。宋元时期, 浙江民间宗教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第一, 宋元时期, 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削弱, 人的自由度增加。第二, 正统宗教的影响力减弱。佛、道两教虽然仍是官方正统宗教并仍在流行, 但已每况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