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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数字化导读与数字目录学研究综述 1 缺少古代常识和传统知识 旧书是记录民族历史和思想的重要手段。可以说, 古籍凝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阅读古籍是学习传统文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然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 阅读古籍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是语言障碍。自“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开始, 至现代汉语改革等一系列语言变化, 人们对古代汉语的应用几乎遗弃殆尽, 即使是大学生, 阅读文言文时也存在不小的困难。其次是缺少古代常识。近代中国在谋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中, 社会生活和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知识体系结构的“西化”;与此同时, 中国传统常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普及, 这也构成了人们在理解古代文本时的障碍。 因此, 古籍的导读对于一般非研究类型的普通读者而言是有需要的。普通读者对古汉语存在阅读障碍,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隔膜, 这也是央视《百家讲坛》兴起和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作为具有开启民智、传承文化职责的图书馆, 开展经典古籍的导读无疑是必要的, 也理应是其工作职责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为古籍的导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使得传统的古籍导读向数字化的古籍导读转变。 2 中文数字化和中文可视化 2.1 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 “古籍数字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了广泛的讨论。李运富在2000年首次从技术转换的角度提出“古籍电子化”。之后, 彭江岸、乔红霞、张雪梅等人分别从古籍数字化的目的、阶段、类型、动态过程等方面做了补充。毛建军认为, 古籍数字化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 采用计算机技术, 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 从而支撑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 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他将古籍数字化纳入古籍整理的范畴, 认为这只是一种对现存古籍的再现和加工。毛建军的定义较为全面, 从文献角度出发, 偏重于文献本身的整理和组织, 但是对阅读和利用的考虑有所欠缺。牛红广也认为, 古籍数字化隶属古籍整理的范畴, 但其关注点在于古籍数字化有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弘扬与传播的文化价值。王立清则重点阐述了古籍数字化在利用上的两个方面:普及传统文化和服务学术研究。 由此可见, 古籍数字化工作包含古籍的数字化保存、加工、检索、校注及导读。古籍数字化导读是古籍数字化研究的下位概念, 其目的是帮助读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对于一般非研究型读者来说, 其目的更多着眼于个人文化素养的提升。 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主体构成也体现了上述概念阐述。古籍数字化的主体可划分为开发主体、利用主体、控制主体和研究主体。其中, 开发主体包括图书馆、学术科研机构、出版公司、个人和上述主体的联合体等;利用主体即读者或用户, 可分为研究型和阅读型两种, 前者指古籍整理专家和从事专业教学或研究的学者, 后者指普通的数字化古籍阅读者, 一般为在校学生或古籍爱好者等;控制主体指相关协调机构;研究主体指从事古籍数字化研究的机构和个人。图书馆所建的古籍数字化系统数量虽多, 但大部分仍停留在揭示馆藏的层面, 通常只提供一般的书目检索和全文或影像浏览功能, 只能起到一般的检索导引作用, 而不涉及对普通读者的导读教育服务;学术机构所建的古籍数字化系统多集中于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 专业性很强, 具有智能化、个性化的功能, 并开始由全文检索的信息提供模式向智能分析模式转变;数量最少的数字出版企业开发的古籍数字产品功能强大, 在多途径的全文检索基础上, 添加了古汉语字典、字词统计、参考文本等知识辅助工具, 为古籍研究带来了革新之风气, 但其开发产品的目的更多是从市场营利角度出发;除了数据库之外, 还有其他类型, 甚至游戏《三国志》也可视作为古籍数字产品。 图书馆学界普遍认同古籍数字化在学术研究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开发出的古籍数字化系统大多是针对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等研究型读者。然而, 古籍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阅读、利用古籍, 如何充分发挥古籍在普及传统文化和服务学术研究两方面的作用才是古籍数字化的终极目的。随着“国学”日渐受到重视, 普通读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尝试阅读和利用古籍, 因而, 针对普通读者的古籍导读服务工作将会渐渐成为图书馆的一个新的重心。 2.2 网络1水景观线网引导下的古籍选择 关于图书馆的传统导读, 于鸣镝先生曾概括为推荐好书、图示馆藏、接待咨询、板报剪报、复制目次、专题索引、读者报告、读者研究、个别指导、重点辅导、课堂教育、编制推荐书目、表彰优秀图书、成立读者协会十四项活动。与传统导读相比, 图书馆数字化导读在导读对象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印刷型信息资源, 而转向多媒体、光盘型和网络型信息资源, 由此带来了导读目的和导读策略的变化。尤如春认为, 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