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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方法论特征 20世纪初，胡塞尔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概念，并在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当代欧陆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严格的方法论“工作平台”, 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于弗雷格对英美分析哲学的贡献;由此与生命哲学、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一起激发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哲学思想家, 比如舍勒、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布尔特曼、阿多诺、哈贝马斯、布洛赫、阿伦特、萨特、梅洛-庞蒂、莱维纳斯、利科、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 甚至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雅各布森也受到胡塞尔学说的吸引。而且, 现象学方法的思想效应也绝不止于狭义的哲学 (本体论与认识论) , 它还扩展到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政治思想、文学批评、艺术思想、历史学、社会学、神学等领域。它在英语国家的哲学界也立住了脚。20世纪后半叶, 现象学引起非西方国家地区的知识分子的关注, 比如中国所处的东亚就已经和正在受到现象学运动的波及。总之, 尽管胡塞尔很想将现象学造就成一门“严格科学”, 他创立现象学的著作也名之曰《逻辑研究》, 而且“朝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口号有时让人误以为这是一种客观实在论的倾向, 但现象学最大最持久的影响还是在与人的生存方式的涵义有关的研究上, 或不很明确地说成是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问题领域之中。此外, 现象学也关注传统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问题, 且往往给予新的解答。这一承续传统的倾向与分析哲学、起码是前期分析哲学很不相同。至于现象学研究的重点, 在胡塞尔之后, 也由关注意识结构转向了关注人的生存形态、价值形态和语言的深层意义等方面。 要在一篇短文中全面说清此论文题目所标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 以下将集中讨论现象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的演变途径, 由此看出现象学是“如何” (wie, how) 影响到当代西方哲学及思想文化的。 一、 变的“一般”的“范畴演绎” 如此难读难懂的胡塞尔著作, 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思想影响, 是由于它有助于解决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或困难, 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当柏拉图通过区分具有普遍性的理式 (eidos, Form) 与个别的现象存在者的方式来解决巴门尼德的“存在”问题时, 就正式造成了这个难题。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割裂一般与个别以及“尊一抑多”的做法, 提出个体是实体, 并追究那使个体成为个体的“形式”的含义。但由于他已处于柏拉图的方法论大框架的笼罩之中, 所以, 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他断言神 (终极实在) 只是纯形式而无质料, 说明即使对于亚里士多德, 个体的实体性最终还是要到“一般”之中去寻找。这个问题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 到近代则表现为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康德的批判哲学努力使一般 (认知形式) 与个别 (感性杂多) 相交, 尤其反映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范畴演绎”里。他在其中探讨先天概念如何能与直观相联结以构成现象。但这位走在时代之前的思想家在此书第二版中退缩了, 耽误了对这个难题的实质性突破。胡塞尔之所以认为现象学是“一切近代[西方]哲学的隐秘渴望” (《观念1》62节) , 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或起码有助于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他的方法上的突破来自这样一个新见地:当我们直观或感知事物时, 并不像传统哲学——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是先接触到特殊的杂多,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再联结它们;或者说, 并不是将接受特殊的杂多与对它们的联结分成两步走。只要我们凭借“还原”而面向事情本身, 就会“看出”或明了这是一个“一气呵成”的意向构成的过程, 即意向行为激活感觉材料, 并在统握 (auffassen) 这些材料时直接感知到一整个意向对象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这样, 是由于人的意识最内在的存在方式——内时间体验——使得人的意向性行为可以活动于前对象化的边缘域 (Horizont, 视域) 之中, 其中潜藏着由时间体验的“被动综合”所提供的感觉材料, 以及这些材料之间的联系可能, 时刻“准备好”被激活和统握 (见胡塞尔的《观念1》和《经验与判断》) 。因此, 一般与个别的区别就不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 而只是不同的统握方式的产物。个别中潜藏着一般, 一般也浸透于个别之中, 于是就有了“对本质做直观”和“范畴层次上的直观”的可能。以这种方式, 胡塞尔为当代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思想突破口。 二、 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使意在实验性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边缘域 胡塞尔改造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 并通过这个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来解决传统哲学的问题。这种改造之所以可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吸收了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出的“意识流”学说1, 形成了关于边缘域和内时间意识流的思路。这个思路到他思想后期的发生现象学阶段, 就产生了“生活世界”等学说。总而言之, 边缘域学说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