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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的艾希曼》中的恶的平民性 鲁德夫艾什曼曾担任纳州党的武装部队部长，并组织了一项重大谋杀案，计划将亚太地区的囚犯人数转移到庇护所和毒气室。他对数百万个家庭的死亡负责。纳粹战败后他潜逃至阿根廷,躲过了纽伦堡审判,最终于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以绑架方式遣送至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阿伦特曾以《纽约客》记者身份亲赴现场对这场审判进行了跟踪报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就是在此基础上成书的。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阿伦特将视线集中于受审人艾希曼,希望对极权主义之恶有所理解。通过细致观察作恶者本人并阅读长达三千六百页的审判材料,阿伦特最终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无思”,他是一个“庸人”,他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恶行是一种“平庸的恶”。然而,“恶的平庸性”概念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各种批判。人们纷纷质问阿伦特:用“平庸的恶”来界定艾希曼的罪行用意何在?怀疑她替艾希曼开脱。这种怀疑与阿伦特书中对犹太人委员会“罪行”的披露一起,使得阿伦特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阿伦特的学生和其晚年著作的重要编辑者,杰罗姆·科恩在《责任与判断》一书的导言中为其老师作了辩护:“但是,对阿伦特的下述指控,说她的恶的平庸性的概念使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平常化了,甚至说她是在为他开脱罪责,使他的罪行如此之轻,乃至他还没有他的受害者们‘丑恶’,这完全是荒谬的。”然而这种辩护绝不能成为我们免除思考的借口。“恶的平庸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围绕着这一概念的各种论争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仍然是有待澄清的。国内目前关于“恶的平庸性”概念的论文数量颇丰,然则,一来缺乏对耶路撒冷审判这一事件的充分介绍;二来未能将此概念联系于西方传统;此外,也未从学理上澄清艾希曼身上出现的“罪与罚的不对等”现象,这使得“恶的平庸性”概念仍然呈现为一个谜团,不足以尽释读者心中疑虑。本文将从上述三方面着力,意图澄清这一谜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一段话开始: 我对当事人表现出来的空乏肤浅有深刻印象,因而不可能从深层根源和内在动机方面描述其行为的无可匹敌的邪恶。行为是魔鬼般的,而行为者———至少目前在受审中的实际当事人———是十分平凡的、平庸的,既不是魔鬼,也不是怪物。在他身上,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或特殊的罪恶动机的迹象,从他过去的行为中,从他在审判期间的表现中,以及从警察的盘问中,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唯一的典型特征是否定性的:他不是愚蠢,而是无思。 以上这段话揭示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艾希曼的行为是没有动机的,即不可诉诸“邪恶意志”来解释恶行的发生———这表明,通过对艾希曼的反思,阿伦特已经向传统关于恶的思考路径发起了挑战;其次,艾希曼不是“魔鬼”、“怪物”———这意味着阿伦特要与审判中的控方为敌,因为控方意图将艾希曼塑造成一个“魔鬼”;最后,艾希曼的恶行源自他的“无思”,这就奇怪地与辩方律师的“齿轮说”有某种相似。在以下的内容中,我们将集中分析这几个问题以期对阿伦特的观点获得更明晰的认识。 一、 奥古斯丁的“转向”—“恶的平庸性”:对传统的反叛 西方人解释恶的传统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宗教思想家之所以尤为关注恶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格外严峻地面临着上帝全知全能全善与恶的现象之间的矛盾,此之谓神义论诘难。 在神义论背景下解释“恶源于何处”的努力最初由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一书系统地表达出来。首先,奥古斯丁以普罗提诺的“恶是善的缺乏”反驳摩尼教“恶是实体”的观点,维护了上帝的唯一“实体性”。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无中生有”的全能者,在他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他实体;上帝是至善者,因此他所造之物也都是善的。依奥古斯丁的观点推演,则一切事物都是源于上帝的善事物,所谓恶只不过意味着善的程度较小而已。在从至善到最小善的排序中,我们可以说除至善之外的其他善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恶。人们能设想的最大恶就是处于善事物序列最末端的那个最小善。既然我们所谓的恶也属于上帝创造的善,那么恶就不具有“实体性”,而只是一种“缺乏”状态。其次,奥古斯丁主张对于恶的解释不能从外部事物中寻找,而只应当向内寻求:“而你只要还是在外在的、可见的行为中寻找恶,一定不得其解”,并且“恶的唯一来源便是意志的自由选择”。如此则将恶行的发生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作恶的意志被称作“邪恶意志”。“邪恶的意志就是万恶之原因”。意志之所以选择作恶而成为一个“邪恶意志”,必定有一个驱使它如此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意志的动机和意图。据此而找到的动机通常无外乎嫉妒、仇恨、贪欲等(譬如《圣经》中该隐对亚伯的嫉妒)。但无论如何,意志对这些动机的选择是完全出于自愿的。 如果摩尼教对恶的解释是“外物决定论”,那么奥古斯丁的转向就走到了“内在意志决定论”。“内在意志决定论”的重大意义在于确立了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用我的意志行恶事,除了我自己,谁当负责任呢?”“你除了把它正当地归给犯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