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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语用学研究的新认知语言学取向 1. 核心原则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平台 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是在考虑到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变之后诞生的。TG基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从“天赋性、普遍性、自治性、模块性、二元论与形式化”等角度来分析语言与心智之间的关系,为全世界语言学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功不可没(王寅,2011:83-89)。但人类总归要进步,历史势必要前进,学术必然要更新。自TG于1957年登场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后,以Lakoff、Langacker、Taylor、Talmy、Dirven等认知语言学家换位思考,提出了与TG学派全然不同的立场,认为语言学研究应基于非客观主义的“后现代哲学理论”,应当从“体验性、特殊性、依存性、整体性、使用性”等角度,依据“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来阐释语言的成因,认为语言不是先天的,而是来自于人们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识加工”,从而又为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一方面该核心原则从理论上撼动了TG的基本立场,同时也为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全新思路。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认知社会语言学,简称CSL)”,亦有学者称其为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社会认知语言学,简称SCL),意在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SL)紧密结合起来,在前者中融入后者的研究方法(参见王天翼王寅,2012),这亦已成为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最新动向之一。正如Harder(2010:1)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出现了“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中的社会转向)”。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于2008年编辑了系列丛书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第39卷,由Kristiansen和Dirven(2008)主编的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共收集了15位学者的论文。该社还于2010年出版了该系列丛书的第45卷,由Geeraerts,Kristiansen和Peirsman(2010)主编的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为第39卷的姊妹篇,共收集了11位作者的论文。在由Mouton de Gruyter于2009年编纂出版的系列丛书《语言学新动向专题论文》的第206卷,由Pishwa(2009)主编的论文集,题为Language and Social Cognition:Expression of Social Mind.(《语言与社会认知:社会心智的表述》)”,该书除序言外共收录了16篇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如何基于“认知”和“社会”这两个角度来研究语言。这16篇论文又分为三大部分:(1)社会认知与语言;(2)语篇中的社会认知;(3)单结构的社会认知功能。特别是Koller(2009)还发展了“批判话语分析(CDA)”,提出了全新的“Cognitiv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认知批评话语分析)”,为CDA研究又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国外近年来的出版物都充分表明:认知语言学和SL的结合代表着当今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也代表着社会语言学的最新方向,同时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社会符号学(参见张德禄2010)不谋而合。这再次表明,当代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前程无量,值得我们加以密切关注,认真思索。 2. 社会因素的细化及其认知结构 Sperber和Wilson(1986)正式创立认知语用学,超越了Grice等语用学家的语码交际模式,将“认知”与“交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认知机制角度来解释交际过程,但也留下了很多问题(王寅,2007:83-86)。 Kecskes(2010)尝试运用“Socio-cognitive Approach(简称SCA)”的方法来研究语用学,即在认知语用学的基础上考量社会因素,当为本世纪语用学理论的一个最新发展,将交际过程视为“社会”和“认知”两因素互动的过程,由于双方都是个体,言语交际(包括发话人的产出和受话人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体语用因素的“污染”,主要包括: (1)先存的经历各有不同; (2)对语境作不同的评价; (3)意向具有动态变化性; (4)个体有不同突显方法。 因为言语交际中必然存在个体差异,交际不会平滑顺利,而会崎岖不畅,充满“尝试-纠错”的过程。因此SCA认为,语用理论应是“说-听”双中心的,而不应像Grice或新Grice理论那样仅以发话人为中心,也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