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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文化解读 在今天的以色列，拥有影响力的作家是阿马斯奥斯（abualexas）。他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abusabid:fd:f）发表于2年2年。这是作家中最合适的作品。短短五年, 《爱与黑暗的故事》便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其中, 最重要的无疑是其英文译本的推出。小说的英译由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完成, 在二○○四年出版, 借由英译本, 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 不仅帮助奥兹一举夺得二○○五年“歌德文化奖”, 而且, 小说还于二○○七年入围“国际布克奖”。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当欧洲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犹太佬, 滚回巴勒斯坦”的涂鸦之时, 奥兹 (即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 的祖父母, 外公、外婆, 父亲、母亲, 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 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习惯上一般认为, 这种移居与迁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行为, 实际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影响的痕迹, 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 则不难看出, 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 有时更是迫于实际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 (Diaspora) 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 沐浴过文明的洗礼, 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 (即巴勒斯坦古称) , 而是欧洲大陆。“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 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激情, 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 太原始, 太落后, 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从敖德萨去了立陶宛。”而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 “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 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 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 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 其实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那哭墙默矗、大卫塔高耸的老城, 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 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 那里花团锦簇, 琴声悠扬, 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 文化生活丰富地展开。这些迁徙者还遭遇到一个尴尬, 那便是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 但是却难以表达私人情感, 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 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 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 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 老一代犹太人, 或者说历经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 (Old Jew) 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 迫于生计, 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 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等职业, 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子辈的肩头。子辈, 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 出生在巴勒斯坦, 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 启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父亲则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 将来做学者或作家, 因为奥兹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父亲本人也通晓十几门语言, 原本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是, 小主人公本人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 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在山那边, 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 他们皮肤黝黑, 坚韧顽强, 沉默寡言, 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 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 英勇无畏, 粗犷强健……我悄悄地梦见, 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带走, 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新的篇章。”小主人公所向往的“战斗的国民”, 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 (New Hebrew) 。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犹太复国主义被认做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 (civil religion)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 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 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 (ghetto, “犹太人聚居区”的专称)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由此断言, 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 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 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能够生存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 在以色列尚未正式建国之时, 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便为新犹太国的国民设立了较高的标准, 希望把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 代表国家的希望。在以色列建国前, 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 (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 , 待以色列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