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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者短时记忆编码方式的探讨 1. 实验研究的结论 1.1通常，语言的发音是根据句子的发音对应于单词的发音，或者是按音节发音的。一个是符号的代表义义（logistic），另一个是字母音节（修订版）。英文就是按字母音节发音的一个例子,符号(字母)同声音大致相应,构成一个词的字母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词的发音方式。中文则是符号代表词义的一个例子,书写符号同词相应,中文的符号与发音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1.2关于词的短时记忆编码方式的实验研究,自从认知心理学兴起以来就一直是记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成为富有争议的领域。对人类短时记忆的研究表明,这种语言学的描述性分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在康纳德(Conrad, 1964)的一个有影响的实验中,他检验了短时记忆中对单个英文字母的记忆,实验结果表明,英文词语在短时记忆中以声音形式编码为主,无论记忆材料是以视觉形式呈现还是以听觉形式显示。这个结论同把英语看作属于按字母音节发音的观点是一致的。 莫雷(1986)的研究表明,汉字的编码可能不同,他用信号检测法对汉字短时记忆编码方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提出汉字从总体上是以形状编码为主,即以汉字的形状作为编码的基础。这种认为汉字以形状编码为主的看法同将汉字归入符号代表词义的描述是一致的。 刘爱伦(1989)借鉴货普金斯等人(Hopkins,1971)研究英文材料短时记忆编码方式所使用的“前摄抑制释放程序”的方法进行了汉字短时记忆编码的研究。实验以汉字为刺激材料,分别对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短时记忆中都用同样的方式对汉字编码——依靠形状记忆来进行编码。这表明,短时记忆随情境而变换其编码策略。 郑涌(1991)运用了与刘爱伦相同的实验方法进行了研究,刺激材料是英语单词,被试为非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生。这个实验旨在研究被试的有关经验,特别是被试母语的编码方式是否会对第二语言的编码产生影响。实验通过对前摄抑制释放量的分析,发现视觉显示转换为听觉显示的前摄抑制释放量明显大于由听觉呈现转换为视觉呈现的释放量,结果是非专业被试总体上偏好于形状编码,而专业组的结果恰好相反,专业被试偏好于声音编码。由此,实验者认为可能是有关经验的影响(包括母语编码方式),导致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和以英语为母语者对英语单词的短时记忆编码不同。这和刘爱伦——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同样对汉字进行视觉解码,以视觉显示转换为听觉显示的改进量是相同的实验结论相反。 由于这两个实验所使用的刺激材料不同,且郑涌实验中的专业组也并非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双语者,故对其结果的矛盾无法深入分析讨论。本实验欲借鉴前人的方法,分别对中国被试和外国被试均给以中文和英文材料的刺激,以便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并据此讨论双语教学中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2. 实验方法 2.1 实验材料 选取字形简单(不超过8画)且常用的独体汉字24个,选取高频率的英文单词24个。 2.2 视觉显示和情感提取 实验为个别实验(一人一机),以小组为单位,每组共8次实验,汉字刺激4次,英语单词刺激4次。因传统认为短时记忆的容量为7±2组块,所以每次呈现6个汉字/英语单词,在视觉显示条件下,由计算机逐一呈现汉字/英语单词,每个呈现一秒。听觉显示条件下,通过录音机播放,每个字一秒。两种情况下,刺激呈现均为6秒。而后紧接着做简单加法(分心作业)30秒,回忆为16秒,两次实验休息18秒。分心作业结束后,主试要求被试在记录纸上回忆出呈现的6个汉字或英语单词。回忆时间16秒钟,主试收回记录纸。实验开始前,先进行了一次预备实验。 2.3 学生学习中、外学习形式分析 中国被试为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随机抽取40名。外国被试为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母语为拼音字母的留学生(学习中文一年以上)40名。中、外学生随机分成4组,每组10人。分别为A-A组、A-V组、V-V组、V-A组。A和V分别为听觉显示和视觉显示。A-A组表示4次实验都接受听觉材料刺激;A-V组表示前3次接受听觉材料刺激,第4次接受视觉材料刺激;V-V组表示4次都接受视觉材料刺激;V-A组表示前3次接受视觉材料刺激,第4次接受听觉材料刺激。 3. 第三,每字提取正确结果 3.1“前摄抑制程序”是一种用来测试短时记忆中对某种材料编码方式的方法(Wickens,1970),其基本原理是两种材料相互不干扰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记忆编码的不同。具体则按Brown-Peterson(1958,1959)的程序,对被试进行3或4次实验。这些实验中的记忆材料都在某种规定方式上相似,然后再实施一个测验,这时的记忆材料随实验者兴趣的不同在某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假如对这种变化了的材料的回忆成绩有所改进的话,则认为这种变化本身必定参与了对新材料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