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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时间与数字 在摄影师们的邀请下，《一代大师》终于于年初在电影中演出。神秘的脸一暴露，就会有两个极端的声音。观众们热情地欢呼，“呕吐”的声音还在继续。本文撇开不可开交难分胜负的纷纭争议, 而在重温王家卫过往所有作品的基础上, 抽绎出王家卫电影叙事表达的核心要素, 并以之来观照《一代宗师》, 验证这部最新影片仍是不折不扣的王家卫作品, 说明王家卫在创作该片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作者导演本色。这种“前世今生”式的梳理, 或许有助于我们越过简单的“好与坏”界定, 拨开各种争论所带来的层层迷雾, 更清楚真切地认识王家卫的创作实质以及《一代宗师》与其整体作品谱系的关系。 从时间的视角看 谈起王家卫, 人们总是首先想到他对于时间的迷恋, 英国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 (Tony Rayns) 就誉之为“时间的诗人”1。时间元素不仅在王家卫电影中俯拾即是, 而且在王家卫的主题表达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 王家卫电影的旁白与对白总是刻意道明年、月、日 (如《阿飞正传》中的旭仔与《堕落天使》中的何志武的台词) 和节气 (最典型如《东邪西毒》) ;与之相应, 每部电影都会频繁出现手表、挂钟 (如《阿飞正传》) 与日历 (如《重庆森林》大厦内与《春光乍泄》中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电子日历表) 等意象。由于王家卫或者说片中人物对于时间的特别在意, 数字因此成为王氏随处可见的醒目符号, 如日期以外, 警察编号 (《重庆森林》) 、幸运号码 (《堕落天使》) 、房号 (《花样年华》、《2046》) 等都一再得到强调。 时间与数字的反复出现, 折射人物内心对于外在世界不可把握的惶惑与无动于衷的浑噩, 因而试图通过精确性的数字来架构自己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数字成了媒介;有时时间与数字还带有期限性, 给人物以压迫感, 如《重庆森林》中会过期的凤梨罐头, 比喻爱情的不牢靠, 同时也借以表达了港人面临回归的微妙心理。与此相关的是, 人物常常注重“这一分钟”的心理感受, 如《阿飞正传》中旭仔看着手表走过一分钟, 对苏丽珍说他们已是一分钟的朋友, 《堕落天使》中李嘉欣坐在金城武的摩托车后面觉得“这一分钟好暖”等等, 表明唯有当下此刻是真切可靠的体验, 过去与未来都是无法捉摸的空虚, 形象地揭示出人物的存在主义生存状态。 以“时间”维度来检视《一代宗师》, 我们会发现, 王家卫对时间的偏爱依然表露无遗。这首先表现在以季节来比喻人生不同阶段的际遇, 如叶问说“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 我四十岁之前都是春天”, 后来日寇侵占家园, 叶问又说“我的家就像从春天一下到了冬天”。其次表现在字幕 (intertitles) 中经常性出现年份, 如1936年 (叶问风光无限的“春天”) 、1938年 (佛山沦陷) 、1940年 (宫二小姐复仇) 、1950年 (叶问赴港) 、1952年 (一线天在港开理发店) 、1953年 (宫二病逝) 、1960年 (张永成去世) 、1972年 (叶问辞世) 等, 既表明影片以时间顺序展开叙事 (除宫二车站为父复仇乃倒叙) , 也因为较大的时间跨度, 使得影片具备了史诗片的气度。只不过与从前作品相比, 身处后“九七时代”语境, 过往时间所承载的那种大限感已不复存在, 转而流露创作者对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喟。 空间也是王家卫电影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而其中最值得玩味的就是独特的心理距离感。王家卫的人物总是有意识地与他人保持距离, 如《堕落天使》中黎明饰演的杀手说, “人的感情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一直与李嘉欣饰演的经纪人“保持距离”。他们排斥与他人靠得太近, 原因只是因为对于人际交流缺乏信任感, 为了自保而断绝与他人的联系, 或者不作深入的接触, 反映的是都市丛林里深刻的人心疏离。可实质上他们又不甘寂寞, 对于擦肩而过的缘分特别敏感, 如《重庆森林》里的何志武, 对于0.01公分的距离难以忘怀。这又表明孤独的他们渴望与他人的交流, 希望得到他人给予的温暖。 在具体的空间方面, 电影中人物的活动空间通常是逼仄拥挤的, 如《阿飞正传》中梁朝伟最后出场的阁楼, 《重庆森林》中杂乱壅塞的大厦内景, 《花样年华》中必须相互避让才能通行的过道, 均有效地营造了人物生存环境与内心的压抑感。 此外, 王家卫惯于表现辗转漂泊的命运, 如《阿飞正传》中“无脚的小鸟”旭仔到菲律宾寻母, 《东邪西毒》中的欧阳峰错失挚爱后远离家乡白驼山, 独自在荒漠里开了家客栈, 《春光乍泄》中黎耀辉与何宝荣为了弥补破裂的感情飞到遥远的阿根廷, 《2046》中周慕云在香港与新加坡之间往返来回等。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或为了寻找母爱, 或为了遗忘伤痛, 或为了拯救爱情, 或为了生存, 不论主动或被动, 人物总之在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徙到另一个地方, 传达的是一种失落无根的感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