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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应用文书的文学色彩 阅读中国古代应用，常常受到其美丽的描写、恰当的论证和强烈的抒情色彩的感染，使人们着迷。然而，这些永恒的名言却被刻在记忆的深处。“泰山不能带来土壤，但可以形成它的规模，河流和海洋不能选择细节，所以它可以是深的。”（李进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出师表》)。“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凡此种种,以其哲理的思考和艺术的感染力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美的享受,达到了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的效果。这种浓郁的文学色彩构成了中国古代应用文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阅读今天的应用文却难以找到这种浓郁的文学色彩,感人的肺腑之言,取而代之的是平实、朴素、格式化的风格。探其原因发现,这种改变除了与古代封建制度有关之外,更主要的是,应用文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学起源于劳动,应用文更是直接为当时的劳动生活服务的,二者相伴而生。远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明确,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作品一旦问世,很难说清它是属于满足人们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应用文,还是属于满足人们某种审美要求的文学。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应用文,同是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记事文学的开端。《尚书》中的文告,既是应用文,又是我国文学史上散文的萌芽。可见,应用文与文学同源。从《尚书·毕命》“辞要体要”可知,当时的文风是以简明朴实为主要标志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剧烈动荡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相应,思想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各种思想学派相继建立,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诸子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著书立说,因而促进了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发展。在各国争霸的斗争中,出于对内统治和对外争夺的需要,应用文和应用文工作显得日益重要。这样代表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分子也大量进入了应用写作队伍,应用写作的政治目的异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再加之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应用写作特有的繁荣局面。孔子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主张文采和质朴要结合,两者搭配要适当。于是,人们不仅注重应用文的内容,而且也越来越重视应用文的形式问题,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趋于开拓、纵恣。这时的应用文和文学一样,风格由简朴而趋于开拓,纵恣。众所周之,先秦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结合。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我们无法排出其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哲学价值,但其中的“策书”、“上书”、“玺书”、“盟书”、“檄文”等却是标准的应用文文体。可见,最早的应用文与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但为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相适应,秦王朝在应用文文种和格式上却做出了许多规定,应用文的格式和文种、行文规范第一次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得以确认。但在应用文文体风格上却仍然是崇尚简明的。这一时期的应用文主要集中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使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 在应用文写作方面,汉初应用文文体风格与先秦文学一样,仍以朴实简明为主流,曾出现了以汉武帝、司马相如、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等一大批应用文写作高手。但到武帝时由于受唯美之潮影响,汉武帝又喜功崇文,在他的鼓励下,浮华繁冗之风兴起,这种浮华的文风不仅体现在汉赋上,对应用文写作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东方朔公车上书,长达10万言,而武帝赞以“伟之”。这种情况到东汉更为严重,许多官员在撰写应用文时,玩弄丽辞而不务实际,并以骈体代替了散体。同时,受大赋的拖累,于文辞雕饰中逐步表现出与应用文实用本质相背离的趋势,不少应用文长篇累牍、空言无物。简朴、开拓的文风被浮华繁冗之风所代替。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族大融合、大改组的时期,也是文学的觉醒时期。长期的动乱,使文学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自由的空气,应用文的发展也和文学一样,进入一个新阶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奏议宜雅”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什么是“典雅”呢?刘勰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要熔化经典,以经典为法式,走与儒家相同的道路。这就是说应用文写作要以儒家经典为典范,选取雅正的古语来丰富辞汇,这样自然会趋于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