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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赋到文史汉代实用文形式的俗赋考论 真实文本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写作类型。如各种仪式文、书信、契约、寻人启事、农谚以及实用歌诀等。本来它们都是为了具体事务而写作传播的,由于很多仪式文、农谚歌诀等运用“或歌或诵”的传播方式,与赋“不歌而诵”传播方式泰半相似,因而它们之间是一种异质而同构的关系。文人往往借助这些文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它们的实用功能则微乎其微。 民间仪式,可分为庄重的礼节仪式(如各种祭礼、驱傩、丧葬、婚冠)和欢快的娱乐仪式(如一些社会交际仪式)两类。它们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而代代相传的有组织有程序的集体活动,许多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都由此产生。“不歌而诵”是这些仪式上最重要的表演方式之一。当这些诵说之词代代相传、家喻户晓之后,它们本身蕴含的庄严而神秘的内涵逐渐减弱乃至消失,由深奥走向通俗,由庄严变得诙谐,由娱神变成娱人,俗赋的因素越来越浓。胡士莹先生说:“这种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秦汉时期可能就叫做赋,是民间的文艺,也就是今天称为民间赋的作品。”(p.9) 文学因实用而产生,民间文学更是因实用而得以传播。韵诵体的民间文学,主要是仪式文。据考察,最早的韵诵文是仪式祝颂。秦汉时期,它们以“赋”的名义行于乐教,是知识阶层传述诗歌的主要方式。《汉书·艺文志》所录“杂赋”,其中不乏这类实用仪式文。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这些有韵之文,包括各种仪式文,如婚词、冠词、驱傩文、射覆词、占卜词等。钱钟书先生也说:“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赋事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p.38)赋体的形成反映了传播方式对于文体的决定作用。 《史记·龟策列传》载有宋元王与神龟的一段故事:宋元王二年,江神派神龟使于河,到了泉阳,却被渔者豫且得到,置于笼中。于是神龟托梦元王说:“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询问。卫平建议先找来神龟,于是王急忙使人问而求之。下面是使者初见元王献神龟的一段: 使者载行,出于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风将而行。入于端门,见于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 接着是元王与卫平之间集中讨论放龟还是杀龟的问题,最后元王听从了卫平的意见: 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荆,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于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 《龟策列传》不是司马迁所作,褚先生补传自称:“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太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史记评林》卷128引杨慎曰:“宋元王杀龟事,连类衍义三千言,皆用韵语,又不似褚先生笔。必先秦战国文所记,亦成一家,不可废也。”余嘉锡先生说:“此篇所叙元王得龟事,自是战国时诸子寓言,不知与《庄子》孰先孰后。其中所言纣杀太子历、武王载尸伐纣等事,皆孟子所谓‘好事者为之’,百家杂说,往往如此。”(p.77)这段文字正是褚先生选取的流传已久的寓言故事,其来源,当得之于“外家传语”1,也就是余嘉锡先生所说的“战国时诸子寓言”。它用四言韵语写成,说明它是用来讲诵的。前人谓其“叙事烦芜”、“言辞鄙陋”,实际上指出了它的民间文艺性质。其具体用场,根据古代民间占卜前有巫师招揽生意、诱导听众的讲诵之词,那么宋元王杀龟一段就是这类性质的通俗赋。 招魂时所诵之词,各地一定有差异,宫廷与民间也不同。《楚辞》中收有《大招》、《招魂》两篇招魂辞,就是屈原按照楚国民间的招魂词形式写成的2。这两篇作品形式与风格与屈原其他几篇完全不同,赵逵夫先生说:“就其创作动机说,它们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民俗应用文。”“这反映了先秦时代楚国招魂词的一般形态。文献记载楚人重巫好祀,楚国的招魂词是决不止这两篇的,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pp.484-486)招诵词应是用吟诵的形式,其间夹有散句,即非唱词之证。就体制说,它是讲诵体的俗赋。 西汉王褒有一篇《碧鸡颂》,写道: 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量。兼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全汉文》卷42) 以上是严可均据《后汉书·西南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