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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到人类传播技术的转型与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在《传播的短暂》一书中，约翰德尔姆彼得斯（johndrhampers）以时间为框架研究了西方世界不同时期传播方式和沟通概念的发展。彼得斯将人类传播模式大致归结为两种: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代表的对话和以耶酥为代表的撒播。从传播模式的演变来看, 彼得斯关于对话与撒播的区分是有一定合理性和说服力的。然而, 彼得斯没有充分考虑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历史演进。麦克卢汉恰恰以“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观念强调了这一点。在彼得斯所考察的传播观念中, 传播媒介不是口语语词, 就是书面化的符号文本。与孔子、苏格拉底和耶酥借助口语言不同, 中世纪神学、近现代哲学、招魂术、传心术、催眠术和现代传播都借助符号化的书写文字。虽然前者对书写和记录异常谨慎, 但却对语词力量深信不疑 (但东西方对待语言/言语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不仅对语言/言语表征现实和真理的能力深信不疑, 而且赋予语言/言语神秘的魔力。在古代中国对“言—象—意”关系的争论中, 语言/言语历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受到质疑。但这并不妨碍语言/言语在中国传统中的文化地位) 。在他们看来, 语词不仅能表征现实, 传情达意, 促进交流, 而且能促使人行动。孔子强调名正言顺, 苏格拉底关注言语性的问难辩驳, 耶酥则处处以身体表征言语化的神意。看来, 彼得斯不过也谨守语言中心主义逻辑。孔子、苏格拉底和耶酥强调身体在场, 但其交流是通过口语语词实现的。对他们而言, 真理并不源于个体, 但语词无疑具有表征现实、传播真理的能力。语言 (包括口语和书写文字) 一旦成为传播媒介, 人类传播格局也就根本改变了。 一、 口语化阶段:身体成为单装交流的空间 在前语言阶段, 身体是唯一的交流媒介。其交流模式为: 图1表明:前语言阶段, 信源、信宿和信道三位一体。在身体与身体的接触中, 交流完成了。由于没有其他交流媒介和手段, 前语言交流就是身体的触摸、抚摩和碰撞。手势、气味、呼吸和声音等都成为交流的媒介。身体在场并全面投入交流过程, 身体的各种组织和感官系统都担当着信息-媒介、媒介-信息的双重任务。在这里, 身体与媒介同一, 身体即媒介, 媒介即身体, 身体是交流的唯一现实和依据。前语言的身体交流简单、便捷, 但身体同时也构成交流的界限。身体只能用简单的耸肩、咕哝、比画和呻吟等有限手段传递信息。无疑, 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交流是直接的, 也是笨拙的。身体有限性和笨重的实存现实成为交流的负担和拖累。遗憾的是, 麦克卢汉和彼得斯都诡异地忽略了人类交流的前语言阶段。 前语言的身体交流并不能满足人类自由交流的梦想, 身体总在寻求超越身体和现实事物的秘密方法。以语音音响为特征的口语就是人类找到的最早的替代性交流媒介。于是, 交流进入口语化阶段。早期阶段借助身体在场的交流是一种人际交流, 对交流双方而言, 身体在场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但由于传媒技术的局限, 身体不能传播。交流双方互为镜子。 图2表明了口语阶段的交流模式。与前语言阶段身体即媒介的交流方式不同, 口语阶段的媒介是语词和身体。身体虽然在场并积极参与交流, 但身体在交流中的地位无疑经历了战略性的调整。交流重心开始转移, 身体不再与媒介完全同一, 而是与媒介发生裂痕、产生分歧, 并最终分道扬镳。口语交流中, 身体在场, 但身体的表情、姿态、动作往往沦为对话的伴随状况。口语部分取代了身体, 身体成为语词的伴随状况和补充信息。语词使交流摆脱了现实的拖累, 身体因此获得部分解放。交流超越了原始的简单层面而呈现出新格局。 如果说前语言交流以身体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等为基本前提, 那么, 口语交流则大大增大了听觉的感知比率。前语言交流是身体全面参与的交流, 按照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分, 身体无疑是冷媒介。口语阶段, 语词媒介的清晰度相对提高。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 口语语词作为新媒介不仅部分截除了身体的功能, 还要求身体器官组织新的比率, 身体原有的感知平衡被打破。听觉部分压抑了视觉、触觉等, 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来安排。 不过, 口语阶段更富革命性的重大变化在于下列事实:前语言阶段的身体媒介与口语阶段语词媒介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媒介杂交催生了苏格拉底、孔子和耶酥等先贤圣哲。这些古圣先贤既不排斥身体, 也不拒绝语词, 而是将二者水乳交融。 在上述两阶段中, 交流的共同前提是交流者身体的在场。虽然语词使身体部分解放, 但交流依然倚重身体。身体在场为交流保留了更多的人格内容和个体特征。“口语词使人的一切感官卷入的程度富有戏剧性”, “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景做出反映, 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做出反映”。在口语阶段, 交流摆脱了实存现实的限制, 但交流并未截除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