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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水娟演茶的历史影响 “三花一女”姚水第一场3月31日演唱《戏剧世界》 女性绍兴文艺表演的开始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观众是30年代到40年代。抗战前，女班虽然也到上海演出，但只少数几副班子，只能在偏僻的茶楼小场子里演出，她们的演出还是以卖茶为主，观众也限于“穿短打”的阶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租界已沦为孤岛，不少人到孤岛避难，一时孤岛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在上海沦陷两个半月后，这时，在浙东已有“三花一娟”美名的姚水娟，她领衔的“越升舞台”来到上海，这是抗战后进沪的第一副女子文戏科班，落脚在泥城桥附近的通商旅馆，楼下厅堂里有二百多个座位，于1938年春节（1月31日）开始上演。姚水娟在上海演出所以能获得极大成功，与一位在上海谋生、热情关心越剧的戏迷、余姚人蔡萸英有关。蔡是一位业余的戏剧评论家，1938年农历除夕，在上海知味观杭菜馆当账房先生的他，正好路过通商旅馆，听到楼下厅堂里彩排《倪凤煽茶》的锣鼓声一阵阵传出，便进门去看。谁知一看便被吸引住了。看完彩排，连夜在附近花店订制了一只花篮，于第二天送到演出现场，这是姚水娟收到的第一只花篮，也是女子绍兴文戏收到上海观众的第一只花篮。剧场在日夜上演时将它搬进搬出，接连在台上摆放了半个多月，消息一传出，引得上海人纷纷前来观赏，一时姚水娟声名大振。蔡萸英不仅以第一只花篮支持了女子越剧，他还在上海谈论戏剧的报纸上，开了个名叫《芙蓉馆漫笔》的专栏，以“芙蓉馆主”的笔名，谈论越剧，他捧姚水娟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戏剧世界》报上。姚水娟不负众望，在大上海一炮打响。 社会大众：作为“越” 过去越剧科班里学的老戏，从来没有完整的剧本，师父教徒弟是口补口教背熟各种“赋子”（一种程式化的唱段），演员就利用各种“赋子”一本一本地唱下去，行话称这样的老戏叫“路头戏”。从1938年下半年起，在上海演出的各女班一致意识到越剧要前进，必须演新戏。姚水娟深感尽演老戏总有演塌的一天，必须开创新路，因此想请一位编导来改编新戏。这时恰好有一位文明戏（话剧）爱好者、《大公报驻杭记者樊迪民退职来沪，他早年演过文明戏，对写作和戏剧都有一定的修养，姚水娟通过女友的介绍，聘请樊担任编导。樊迪民为了避免日寇注意他是新闻工作者，所以更名“樊篱”。樊篱在1938年9月，为姚水娟编写排演的第一个新戏是《花木兰》，由于排练时请男班小生张子范来当指导，海报上便贴出“樊篱编剧，张子范导演”，此前越剧是不搞这一套的。樊篱不但是姚水娟剧团聘任的第一位专职编导，同时也是越剧有史以来正式聘任的第一位编导。姚水娟在演出《花木兰》后，上海的三张戏报：《戏报》、《戏世界》和《戏剧世界》，于当年9月联合举办由读者投票选举“谁是越剧皇后”的活动，结果姚水娟独占鳌头，从此这个称号便为姚水娟一人的专称，比她稍后进沪的袁雪芬称“越剧新后”。 至于的笃戏改称越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只是报纸上偶而用到，并非剧种的正式命名。据樊篱回忆：“有一天水娟和我去卡德大戏院看新场子，见到楼上楼下约有1200多只座位时，我说：‘责任重大啊！’水娟不加思索的回答：‘你我都有两只肩胛，泰山倒下来也要顶住，有什么可怕呢！我就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她一连串的六个‘越’字，大大震动了我要为剧种正名的心灵，当我把‘正名’的设想向她提出和说明以后，水娟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改名，通知蔡先生（即萸英），从明天起，海报和广告改称‘越剧’。第二天我又写稿给茹伯勋编的《戏剧报》刊出正名为‘越剧’的动机和意义的文章，告诉观众。此后各报的女子文戏广告便统称‘越剧’，女子文戏这个名词，同‘小歌班’、‘的笃班’一样，成为历史名词。这就是‘越剧’正名的由来。”以后如绍兴大班称绍剧，申曲称沪剧，江淮戏称淮剧，四明大戏称甬剧，常锡文戏称锡剧等等，都是在越剧正名之后相继效法的。 “孤岛”时期的推动“传统”即“新戏”的开始 1943年11月，袁雪芬在一次演唱《香妃》时与琴师周宝才配合，创造了尺调，这是越剧音乐唱腔上的一大发明。1944年袁雪芬因病一度回乡，当年9月重返上海，她领导雪声剧团打出了“新越剧”的旗帜，专设剧务部，并注重新戏的说明书和文字宣传工作，特别是重用了话剧和昆曲两方面的人才而大起作用。到1946年5月将鲁迅名著《祝福》（《祥林嫂》）搬上了越剧舞台，终于标志着越剧编演新戏已经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时事新报》当时报道中说：“《祥林嫂》应该不仅是雪声剧团，而且是整个越剧界的一座纪念碑。” 在报纸上宣传越剧，也是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越讴》、《越剧专刊》、《越剧月刊》、《好友越剧专刊》、《绍兴戏报》、《越剧世界》、《越剧日报》、《上海越剧报》等9家之多。尽管这些报刊的生存时间长短不一，但在介绍、宣传、评论、研讨等多方面，对越剧的起飞起到了促进作用。《越讴》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