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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旧藏禅产西藏靶碗的工艺与装饰风格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博物馆和益和轩展厅外，展出了金粉绿色珐琅奖杯（带盖、托座），玻璃罐心雕刻着“乾隆年制”。秦凤京根据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记事录》指出,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三日,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为祝乾隆七十大寿, 专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并进贡银胎绿珐琅靶碗 (附托座) , 此件金胎绿珐琅靶碗即为造办处仿制而成, 先后共制作了三份 (碗、托座、盖) 。此外, 乾隆帝还下令为班禅所进银胎绿珐琅靶碗配制了银胎绿珐琅嵌宝石盖。仿制的三份金胎珐琅碗分别被收存于紫禁城养心殿、养性殿和盛京 (即今沈阳故宫) 。故宫珍宝馆所见, 为旧藏养性殿者。台北故宫现存的一份, 系随南迁文物辗转运至台湾的?1?。 从《记事录》可知, 班禅八月三日所进嵌宝石器共三件, 即“嵌红绿玻璃松石垫子金累丝厢海螺贲巴壶”、“嵌红绿玻璃垫子金胎绿珐琅盖罐”、“嵌红蓝玻璃垫子金胎绿珐琅靶碗”?2?。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又进贡了“珐琅镶嵌海螺一件”。这批东西, 一直被认为是西藏风格的佛教用品?3?。本文拟对乾隆四十五年班禅所进四件贡品以及仿制的三件珐琅靶碗当时及现在的去向、四件贡品的原产地及其功能再作补充和探讨, 并简要回顾掐丝、累丝、花丝、焊金珠等细金工艺以及与珠宝首饰工艺关系密切的珐琅工艺在域外出现和发展的历史, 这些源于西方的工艺对中国金银工艺的影响等问题, 藉此揭示伊斯兰装饰艺术对明、清两代金银器的影响。 一 金胎金胎绿盖罐 班禅所进四件贡品, 《记事录》最初记载的是“嵌红绿玻璃垫子”、“嵌红蓝玻璃垫子”或仅言“镶嵌”而未细及嵌料质地。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盖罐, 尚带有乾隆时制作的原包装皮面描金匣, 匣内墨书四体文字明确表明系“嵌宝石”。笔者曾入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库房目测“海螺”及靶碗所嵌, 推测其应为红宝石、钻石和松石。由此, 班禅所进四件贡品表面所嵌很可能皆为宝石, 而非玻璃。造办处当初登记时, 将其误认为玻璃, 后才意识到是宝石。这与秦凤京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的档案先误认银胎靶碗为金胎, 后又改正的情况是一样的。 三件贡品中的“嵌红绿玻璃松石垫子金累丝厢海螺贲巴壶”, 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配得鞔皮画金套后, 交养性殿西暖阁。此器现不知所踪。由名称推测, 这件“贲巴壶”的形制, 可能与珐琅镶嵌海螺类似, 只是口部及盖所采用的是累丝镶嵌工艺, 而非珐琅镶嵌。 “嵌红绿玻璃垫子金胎绿珐琅盖罐”, 于十一月三十日配得鞔皮画金套后交养心殿西暖阁。此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千字文号吕一一九八?1?[图一]。 银胎绿珐琅靶碗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一日《记事录》称金胎) 原仅有碗及托座, 无盖。乾隆帝下旨为其配金胎珐琅嵌红蓝宝石碗盖 (见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之档案) 。因意识到班禅所进之靶碗实为银胎, 故又下旨为其配银胎亮珐琅靶碗盖, 同时要求为正在金玉作镶嵌宝石的金胎珐琅碗盖配制金胎亮珐琅靶碗、托座各一件, 成一份 (见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七日之档案) 。银胎绿珐琅靶碗、托及配做的盖, 完成后遵旨供奉于宁寿宫养性殿西佛楼 (见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四十六年四月七日及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档案) 。此器现存故宫博物院, 千字文号钜三一三39[图二]?1?。 “珐琅镶嵌海螺”, 清代亦应供奉于宁寿宫养性殿西佛楼。现存故宫博物院, 千字文号钜三一三39[图三]。 仿制的金胎嵌宝石靶碗三份, 一份藏于故宫博物院, 为1924年溥仪抵押于北京盐业银行的众多清宫珍宝之一, 1953年由文物局调拨至故宫博物院, 得以回归[图四]。另两份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品编号分别为吕一一五八、中法01.11.001459中2194?1?[图五, 图六]。原分别存放于养心殿和盛京 (即沈阳故宫) 。班禅所进四件贡品以及造办处所仿三份靶碗自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先后存放养心殿、养性殿以及盛京后, 迄清末未有改变。四件贡品、三份仿器的分布情况如[表一]所示: 故宫博物院所藏银镀金烧蓝嵌宝石盖罐, 因未找到相关档案, 尚不知其来龙去脉。但其与乾隆四十五年班禅所进盖罐, 无论造型和装饰风格都具可比性, 应是后者的仿制品[图七]。为清晰起见, 特将涉及四件贡品、三件仿品的相关文献记载制[表一]归纳附于文后?1?。 二 金烧蓝嵌托的装饰特点 存世的这三件带有四体文墨书的器物, 因系班禅所进, 一直被视为藏族工艺精品, 其实应该来自印度, 是莫卧尔王朝 (1526-1857) 的杰作。莫卧尔王朝玉雕, 可与乾隆朝玉雕相媲美, 而其结合黄金、珠宝、玉石、珐琅工艺的装饰艺术, 较之明、清细金工艺, 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热衷艺术的皇室的赞助和推动之下, 伊斯兰地区成熟的工艺传统与欧洲能工巧匠带来的西方技术相结合, 成就了莫卧尔王朝艺术, 特别是黄金宝石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