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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本编刻者考 阅读《金瓶梅》（以下简称“动词”）后，人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是第一位诗人，以及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小说的主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阅读这部小说不无裨益。为此,笔者作一个人的考释。 《词语》的作者应为谁? 学术界大多以为明神宗“万历丁巳季冬”本为《词话》初刻本,此前袁宏道等人所讨论的本子为手抄本,笔者亦持此论。但对于初刻者,早前即有很多诸如袁中郎兄弟、冯梦龙、袁无涯、马仲良、沈德符等人选,对此,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 说到《词话》的初刻者,不得不谈到它的序文。《词话》前有一篇序文,作者为“东吴弄珠客”。关于“东吴弄珠客”,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九明王异传奇剧《弄珠楼》云:“演阮翰于弄珠楼遇霏烟、柳枝二女联句,卒成眷属……按:浙江平湖县东湖有弄珠楼,初名戏珠亭,董其昌易书匾额为弄珠楼,剧中旷园弄珠楼名,或本于此。”徐恭时亦认为“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董其昌有斋名十二,其中之一即为“抱珠楼”。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董文敏书画册》款云:“此册画于丙午后自楚归,时居郡西龙潭‘抱珠楼’,神怡务闲,孙虔礼谓之一合,亦是山中人本色。”亦作“抱珠阁”,《民抄董宦事实》云,“白龙潭书园楼居一所,坚致精巧……百姓焚破之,抛其楼之匾额‘抱珠阁’三字于河”。亦作“护珠”,《骨董琐记·董思白为人》载,“白龙潭东北隅建一阁,名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焉”。无论是作“抱珠楼”,抑或“抱珠阁”、“护珠”,均为自家所有。可见,“东吴弄珠客”非董其昌莫属。确认了序文的作者,则《词话》的初刻者究竟为谁也就有了依托。 一般说来,序文与正文的刊刻同时,则《词话》的刊刻者即为董其昌。董其昌家之前就藏有完整的《词话》抄本,这在他与袁中郎弟兄等人的交往、谈论中即已得到论证。他何以不在早时刊刻,而在多年后才刊刻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其家庭的变故、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 董其昌尽管很有才华,但其为人却让人不敢恭维。他与儿子横行乡里,可谓“村霸”。上引《骨董琐记·董思白为人》载:“董思白居乡豪横,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尝篡夺诸生陆绍芳佃户女绿英为妾。诸子皆横,次子祖权尤肆,实主夺女事。时人谱《黑白传》讥之。……思白心疑一范生所为,督责之不已。生誓于城隍庙,不数日暴死。范母若妻缟素哭于思白之门,祖权率诸仆执而挞之。范、董本姻戚,人心大不平……大众万人聚而不散,遂共焚思白龙门里之宅。白龙潭东北隅建一阁,名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焉,亦付一炬。衙宇寺观所题匾额,击毁殆尽。”民愤如此之大,董家的家业不可能都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自己挣来的,实该焚。董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被焚,翌年《词话》便出笼,以董其昌之人品,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当时刊刻《词话》不是蝇头小利,而是利润丰厚。沈德符《野获编》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为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以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以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冯犹龙、马仲良等被沈德符说服后,未刊刻《词话》,但家宅被焚后的董其昌则却全然不顾,铤而走险。 董其昌有抄本,亦有刊刻需求,故即便他不是刊刻者,则至少也是一位共同参与者或知情者。 从《词语》中的时间关系看,不同的是有限的农村地区和国家间的党员队伍 目前,关于《词话》的创作时代,争议颇多,但大体说来,一为明正德朝,一为明嘉靖朝,一为明神宗朝。在诸多的争论说法中,笔者主张明嘉靖朝。因为从音乐史料、马价银、佛教、太监、皇庄、皇木、番子等都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此说,尤其对“番子”的讥讽,更是《词话》作于明嘉靖的明证。《词话》第二十八回写到:“经济道:‘你老人家是个女番子,且是倒会的放刁。这里无人,咱每好讲。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儿,我换与你’。”“倒会的放刁”,大有嘲弄、讥讽、戏谑的意味。众所周知,伴随着明朝的建立,为了防民之口、镇压民众的反抗,明廷建立厂卫,对百姓防控颇严厉,所以,社会上对其怕得要死、恨的要命,是断不敢以“番子”来称呼的。明世宗即位后,对厂卫人员多所裁汰,压抑许久的思想桎梏得以缓解,百姓才敢这样描写、戏谑,也说明了《词话》的时代背景是明嘉靖。嘉靖朝前与后,则另是一番景象,不说非常严厉,至少不比嘉靖朝宽松。 既然《词话》的创作时代为明嘉靖时期,那么,究竟为何年霍现俊《〈金瓶梅〉发微》中先引朱一玄《词话故事编年》是十六年的说法,再就此作了详细划分:“‘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这是《词话》第一回开头的叙述,时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