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与犹太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思考.docxVIP

早期儒家与犹太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思考 智慧是所有哲学和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到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1。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然而,智慧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涉及到宇宙、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本质、终极意义和隐蔽的“模式”,一般称之为“理论智慧”“先验智慧”或“大智慧”。无论冠以什么名称,这种智慧或者表现为对于似乎不可知的事物的一种近乎直觉的理解,或者表现为一种穿透事物的表象并领悟存在的本质的洞察力,或者表现为对于人们的好运或不幸和事务的好坏结果的预言性结论。它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知识。它与生活经验相联,但又常常需要超于经验之上。它渗透在宗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事务中,但又常常并不明显,而是隐藏在人们或事物自我运动的某种近似于神秘的模式中。虽然智慧有“较高”与“较低”层次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实践的或理论的,表面的或深层的,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并未涉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仅关涉实践中的问题,更关涉到根本性问题。它是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类作为种族和个体具有连续性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包含在儒家典籍和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文献或篇章,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一 问题的产生:两种传统的比较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兴起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源头,从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文明在卡尔·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达到顶峰2。 尽管“轴心时代”的界说也许对于我们绘制不同的智慧传统的形态图是适当的,我们对智慧的探究却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期,而是延伸到这一时期之前并扩展至稍后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智慧更像一条穿越时间和空间永不停息的河流,流经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些时间区段中有些相对比较关键,有些则比较平常。但它们都是智慧长链中的组成链环。正是通过这些链环,人类得以形成连续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得以逐渐形成。要理解人类历史、哲学和文明,我们必须研究人类探询智慧的源头、特性和共性。 本文所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两种不同源头的两种特殊传统。即早期以色列传统和早期儒家传统3。 这两种传统都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4。现代学术往往明确地把宗教与哲学、神圣的与世俗的分割开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古以色列传统中的智慧主要是宗教的,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狭隘理解。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适合古代欧洲或亚洲的思想体系。在古以色列或古希腊,并没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与宗教相对应的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术语一以贯之地与拉丁文中的religio或英语中的religion相对应”5。古汉语中也没有一个对应于religion的特定词。而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同的方面: ‘宗’ 将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联系起来,‘教’ 指对古代教义的传承,而‘道’ 则指其神秘的本质或深奥的学说。所有这些词并没有将宗教的与哲学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道德的与习俗的割裂开来,而是反映了运行于历史与文明之中的作为整体的同一个系统。如同儒家传统一样,以色列传统中的讨论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哲学的思索又是宗教的规则。 大部分儒家和以色列的智慧课本的作者也是最初的教育者。关于智慧的教学起源于教育。许多学者将儒的起源追溯至周朝(1045?-256 BCE)的政府机构(司徒之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其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伴随着春秋时期 (770-476 BCE)宗教崇拜行为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众多的儒不再从事官方指派的职业,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儒以其在国家的宗教仪式和在官学与私学的技能而著称。汉字“儒”也逐渐扩展为一个用来指特定人群的专用术语,这些人具有宗教礼仪、历史、诗、音乐、数学和箭术的技能,并依靠其对各种礼仪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而生活。关于古以色列是否存在一个智慧运动以及智慧文本是否由宫廷教师著述而成?当代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