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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大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 在2010年底之后，中东地区的变化将整个地区引入了一个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建时期。政治领土开始萎缩，各地区的分裂组合开始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从地区格局演变的角度看，一些重要的具有趋势性的特点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 一、 主要的社会精英力量 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对于穆斯林来说，既是价值观念，又是完整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社会制度，还是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力图从伊斯兰文明中寻找解决穆斯林世界面临问题的出路。所谓“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或政治力量，它从伊斯兰文化中汲取多种思想和原则，形成了从温和到激进、从和平到暴力、从民主到独裁、从传统到现代等各种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有两个共同点，在思想上把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指导当今伊斯兰世界的权力分配、政治和社会秩序及其运作方式；在实践上把它作为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办法，把取得政权进而改革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制度作为根本目标。这种主张的领导者有宗教职业者“乌勒玛”（Ulama）、非宗教职业的伊斯兰知识分子，也有医生、律师、工程师、教育家等社会精英。持这种主张的政治力量，最有代表性的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组织和力量。它们与中下层民众的联系比较紧密，在本应由政府承担却严重缺失的社会和慈善救助等领域，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在中东多数国家，这些组织和力量都是政府压制、排斥和镇压的对象，有的甚至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有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生存和适应能力。每当大的政治变动发生，它们都可能凭借比较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较强的政治适应能力，抓住机会实现崛起，甚至赶超执政的政治力量。2006年1月，“哈马斯”首次参选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就获得132个席位中的76席，得票大幅超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即为例证。 在当前这轮大变局中，中东多数国家的已有政治体系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有的被完全推翻（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有的被部分改变（如叙利亚和也门等），有的正在经历多种改革（如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而且，无论政治体系变化程度如何，中东多数国家都将不同程度地实行和推进选举政治。这无疑为伊斯兰主义力量提升政治影响力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它们纷纷加紧调整政策，寻求以政党的身份和形象参与政治重建和变革进程，谋取政治权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今年4月30日宣布组建“完全的世俗政党”即“自由和正义党”，目标是角逐新一届议会中45%到50%的席位。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积极筹备参加大选，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因紧急状态法的取消而造成的活动空间加紧扩展实力。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在为一再推迟的议会选举做准备。黎巴嫩“真主党”支持的米卡提则在2011年6月出任总理并成功组阁。利比亚准备上台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主席贾利勒也表示，伊斯兰教义将成为未来利比亚国家立法的主要依据。除了这些温和的政治力量之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激进力量更是将利用这轮变局带来的混乱和动荡壮大力量。正因如此，“基地”组织领导人公开表示支持中东这场大变局。目前，这场变局仍在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局进一步变化，可能为伊斯兰主义力量扩大影响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伊斯兰主义力量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则将深刻影响区域内不少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有关国家内外政策特别是它们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产生较大制约。 二、 海合会：从“海域”到“非洲联盟” 中东地区主要有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三大机制。其中，阿盟和非盟相互交叉，北非地区的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等国既是阿盟成员，也是非盟成员。从成立时间、机制规模和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影响力看，三个机制的大致排序是阿盟、海合会和非盟。然而，在这场变局的冲击下和应对变局的过程中，三个机制在各自重要成员的引领下，对地区局势的关注点和影响发生明显变化，呈现阿盟疲弱、海合会扩张、非盟崛起的态势。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成立于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时间最早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最初成员只有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等7国，如今已扩大为22个，宗旨是加强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与合作。在阿盟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过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等国围绕主导权的争夺，但总体而言仍是埃及占据主导地位。这与阿盟总部设在开罗，秘书长除了1979年至1990年间由突尼斯人担任外，其余时间均由埃及人担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