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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与货币危机 一、 银行挤兑的银行模型 最近，新兴市场国家（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危机）的货币危机引发了经济学家在以下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最后几年的货币危机和传统货币危机有什么区别？这些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传统货币危机模型可以对这些危机进行解释。以及，我们如何避免未来发生类似的危机？本文的目标是在这框架内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这些问题上讨论这些问题。 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都受到了高度管制,所以那时的货币危机同银行危机是没有关联的。然而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银行危机同货币危机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许多国家在经受货币危机的同时也在遭受银行危机。这种同时发生的银行和货币危机(文献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双重危机”)在实证上已被Kaminsky和Reinhart (1999)证明,并且使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近的危机是一种“新型”的危机(Calvo and Mendoza,1996)。确实,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经由民间金融机构中介的资本流入是导致近来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发生的根源之一。因此,要想对最近的货币危机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就需要将银行部门清楚地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去。 在传统的货币危机模型中,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Krugman,1979;Flood and Garber,1984)说明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恶化的财政状况是如何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的。另一方面,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1994,1996)则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非线形性使得多重均衡可能存在,并说明了市场预期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政府在固定汇率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之间的取舍,从而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危机(Self-fulfilling Crisis)的。众所周知,第一代模型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情况,比如墨西哥(1973-1982)和阿根廷(1978-1981)的货币危机;第二代模型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分析1992-1993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特点。然而,这两类模型都没有明确地将银行部门纳入其中,因而模型缺乏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微观基础。 另一方面,银行理论在过去20年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的理论进展是:在一个由于经济中存在摩擦从而使得理想化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不再适用的经济环境中,揭示了银行行动的微观经济学机制以及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中,强调私有信息和投资非流动性这两个关键摩擦因素的银行挤兑模型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对可能导致银行挤兑的银行债务合同为什么却可以是最优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有两类不同的银行挤兑模型值得注意。一类是Diamond和Dybvig(1983)的纯粹恐慌的(或自我实现的)银行挤兑模型(另参见Waldo,1985;Wallace,1988)。Diamond-Dybvig模型假定经济中只存在一种无风险的技术,证明了银行合同尽管是最优的,但它在为存款人的偏好冲击提供保险的同时,却会导致代价高昂的挤兑恐慌。因此,银行和银行挤兑就像孪生兄弟一般。在Diamond-Dybvig模型中,存在两个按帕累托排序的纳什均衡:一个是没有挤兑的高效率均衡,另一个是发生挤兑的低效率均衡。银行挤兑的发生是由于存款者出自自我实现的信念(self-fulfilling belief)的,从而完全不可预料的对低效率均衡的选择。尽管Diamond和Dybvig的多重均衡理论可以解释银行挤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银行挤兑并非完全取决于独立的随机因素如太阳黑子(sunspot)。事实上,我们所观察到的银行挤兑绝大多数都是同银行的不良业绩相关联的。此外,Diamond-Dybvig模型不能回答为什么存款者会形成这种恐慌,这使得DiamondDybvig模型不能得到可被实证检验的假说。 第二类模型是Jacklin和Bhattacharya (1988)等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另参考Bryant,1980;Chari and Jagannathan,1988以及Gorton,1985)。Jacklin-Bhattacharya模型假定存在一个无风险的短期技术和一个有风险的长期技术。模型的特点是引入一个双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不能观测到存款者的真实流动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知道银行资产的真实状况。当一部分存款者获得了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回报的不利信息(而不是担心其他存款者的行动)时,银行挤兑就会作为唯一的均衡而发生。因此,银行挤兑有一个基本的根源,那就是银行的不良业绩。 在针对近年来的货币与银行危机的讨论中,Diamond-Dybvig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如Chang and Velasco,1998;Goldfajn and Valdes,1997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