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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兼职培训是针对社会上的专业群体（群体）培训，具有明显的专业指向性。它的基本任务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它所培养的人才直接输送到社会某一职业岗位(群),毕业生能否顺利顶岗工作并在这一岗位(群)实现自身发展是检验高职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职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通过学校规定的各门功课的考试或考核,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而且要取得某一职业岗位(群)的就业准入资格,即要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必须实现学历教育(以学历证书为标志)与职业资格培训(以职业资格证书为标志)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融通,即对学生进行“双证教育”,实现“双证融通”。就其本质而言,即是要求高职院校的学校教育必须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实现顺利对接。因此,“双证教育”的实施、“双证融通”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校企合作基础之上。 一、 国际合作,职业能力评价制度日趋完善 高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形式,职业属性理所当然是其重要的内在本质属性。尽管它也是高等教育的一种形式,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其它形式的高等教育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泛教育模式,它们着重于对学生进行系统性学科教育。而高职教育是一种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教育,它具有明显的职业指向性。在培养模式上,高职教育以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来源于社会的职业需求,它必须据此设置专业和人才培养方案,紧密结合相应职业岗位(群)的实际,对学生进行综合职业能力的训练,毕业生能否顺利顶岗工作并在这一职业岗位(群)实现自身发展是检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标准。尽管从学校教育本身而言,在根据预定的方案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培养并使学生通过相应的考试考核、获得学历证书之后,学校的培养任务即告完成,学生也就成了合格的“产品”,然而,这是学校作为“产品”供应方的自我认定。而判断学校所提供“产品”合格与否的标准应来自作为需求方的用人单位,这一标准即是相应职业的准入资格。因此,承担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任务的高职院校,必须实现学校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统一、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融通。 “双证融通”在国外较早就开始研究并受到重视。英国早在1986年就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并成立了由就业部领导的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政府明文规定,职业资格与普通教育文凭直通,职业资格证书可与普通教育的文凭互认。此举在探索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的思路与方向上为世界各国作出了榜样。德国是西方在二次大战后经济上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世界经济强国,他们把“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联邦政府规定青少年在获得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后,同样可以像中学生一样进一步深造。这为人们树立良好的职业教育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外部条件。澳大利亚自1995年1月起改变了过去中学、职业教育院校和产业界培训机构各自颁发资格证书的状况,逐步建立和采用全国统一的资格认证框架,构建起高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立交桥”,从而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具有真正按市场方式运行的鲜明特色。韩国从1967年开始筹划国家技术资格检定体系,规定职业学校、实业高中、实业专门学校和初级大学毕业生,必须义务地参加国家技术资格鉴定考试。韩国经济迅速崛起,在短期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其中,职业教育功不可没。日本是亚洲地区实施职业资格能力评价制度具有极高成效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日本职业教育把“资格证书”的取得作为推动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以此保证日本的一流制造公司至今仍是国际制造业的佼佼者,从而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做法,已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也为我国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双证制”提供了有力依据。204-205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变化,政府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越来越重视。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各种职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实行学历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1994年,我国开始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1996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204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