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要研究接受效果吗关于修辞学的定义、对象及其他与赵毅先生商榷.docxVIP

修辞学要研究接受效果吗关于修辞学的定义、对象及其他与赵毅先生商榷 作者的《修辞研究是否应该影响》一文（载《修辞研究》第七期《语言交际》的三个效果）引起了一些问题。“语言交际的三个效果”的分布模式被纳入“修辞研究”1996年的第四期内容。今仔细拜读了赵毅先生的《修辞学应当研究接受效果》一文,仍觉得有些疑惑,特提出来向赵毅先生请教。之所以这样做,乃是笔者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经过近百年的旅程,逐渐长大了、成熟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如何使中国修辞学走向世界,迅速成为“显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是修辞学界同仁极为关心的问题。而赵、李两位先生所主张的,可以考虑为中国修辞学革新的一个方案。虽然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前贤已有所述,但并没有说清楚。读了赵先生的文章后,仍有一些困惑。 一、修辞学的定义和对象。倘按赵毅先生的意见,修辞学要研究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那么必须对修辞学的定义和对象重新认识。这里就涉及到修辞学与言语交际学的界线问题。刘焕辉先生在《言语交际学》中曾承认,言语交际学“是从如何运用语言交际的角度去探讨规律。因此它同修辞学更接近,二者都注重语言运用效果特别是表达效果的探讨。正是在这点上,言语交际学常常要涉及许多修辞学上的问题。”但是,他指出了两者研究角度和范围的不同:第一,言语交际学是把交际双方当作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来进行研究的——它不仅要研究表达一方的说或写如何“达意”,还要研究接受一方的听或读不曲解对方所表达的原意;修辞学……专从表达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即使要论及交际对方的有关因素,也是为了达到表达的目的。第二,修辞学所研究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言语交际学虽也要讲究这方面内容,但角度不同,是根据“心理相容的原则等,考虑如何达到缩短交际双方距离的目的。第一点,是研究范围问题。第二点,是研究角度问题。赵毅先生说:“新兴的‘言语交际学’在接受研究(解码,笔者注)这一点上”“先天不足”,似乎不能成为把言语交际学等同于修辞学的理由。因为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不会一下子就完善。例如修辞学、语法学等的体系,我国学术界仍有较大的争议。因此,今后人们研究言语交际学,完全可以在“解码”过程多下功夫。至于刘焕辉先生指出的第二点,我的理解是,言语交际学更重视交际双方的心理沟通,而修辞学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虽然也注意言语交际双方的心理因素及其对交际质量和效果的制约,但似乎更重视同义形式的精心选择。 赵毅先生说:“宗廷虎先生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袁晖等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史》等均该书纳入修辞学著作之列。”查袁晖等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史》对该书的评价是:“此书吸收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在言语交际修辞的研究上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为我国研究言语交际修辞开辟了一条新路。”请赵毅先生注意:“言语交际修辞”不等于“修辞”;既然是“开拓的成果”、“一条新路”,那么就意味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学著作。再说,刘焕辉先生也不同意他的著作是修辞学著作。他说:“作为一门新建学科的处女作,其科学体系无疑要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从而构拟出自己的理论框架来。”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对象的重新认识或一门新学科的创建,需要一段时间的思索、实践。80年代我国修辞学界就语体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研究还是隶属于修辞学进行研究,学者就有不同意见。而如今言语交际学是否等修辞学,修辞学是否要研究接受效果,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谁的理由充分,说服力强,就按谁的意见办。又如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关系的。既然它“关心话语的意义在语境中是如何实现或变异的”,那么就不能不与修辞学有联系,故有人认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种差在于研究不研究接受效果,作为一家之说,是可成立的。 把接受效果作为修辞学研究,还涉及到修辞学学术传统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修辞学独立于由亚里斯多德所开创的西方修辞学之外,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浓郁的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之下,呈现自己的特色。笔者略举一二:《易经》上说:“修辞立其诚”。这个“修辞”属动宾短语,是修饰文辞的意思。故中国传统修辞学的“修辞”,实质上带有赏折的审美情趣,讲究“美辞”。虽然一些修辞学家把修辞学看成美辞学是欠妥的,但修辞研究中的审美情趣,这个传统不能忽略。而言语交际学重在研究言语交际双方的沟通,似乎不必研究审美情趣。汉语修辞现象中有一种语言文字游戏,如字谜灯谜等,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只是一种消遣享乐行为,这是与以传递信息思想感情为主的言语交际行为有区别的。显然,字谜灯谜等语言文字游戏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不属于言语交际学研究范围。孔子说:“辞,达而巳矣”。孔子认为言语活动在于表达。一些修辞学家之所以认为应把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局限于编码,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当照顾传统”。王希杰先生认为:“解码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但我们以为,它并不属于修辞学。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