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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逝》看现代性与中国的境遇 近代中国与现代性的融合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元性事件之一。这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新兴国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在心理结构和文化根源上，现代性逐渐渗透到其思想文化的形成和运作模式中。现代性参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思想文化塑造, 并以一种独异的参与方式, 影响并改变了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想象模式。可以说, 现代性与中国独特的遭遇方式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模式。但无疑, 在现代性与中国相遇的过程中, 最为形象也最为富于意味的表现方面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本就是在一种内忧外患的内在焦虑和外在强盛诉求的包裹下而开始自己的生成之路的。它与现代性的同构也主要建立在现代中国独特的想象方式的基础上对现代中国社会现状与国民心理的叙事, 即现代文学需要担负一种启迪民智、唤醒民众进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现代文学也正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 中国现代文学曾将中国的所有问题化约为“疾病”与“疗治”的双向关系, 并以此出发, 呼唤出积极的为民请命的英雄叙事, 以期救亡图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 “疾病”与“疗治”乃至乌托邦的英雄叙事均是一种与现代性相遇的独特方式影响下的一种特异的政治文化诉求, 政治文化诉求成为文学书写所必须表现的宗旨和目的, 文学就难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或者说, 文学不得不自觉地参与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建构中, 从而遮蔽文学本身作为对人的生存遭遇、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的形象化传达特性。在宏大的政治历史诉求中, 个人的诉求是脆弱的, 只能成为集体诉求的附庸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其精细的道德伦理所建构的人治国家, 对个人和情感的理性约束也就更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前行, 自中国“新文学之父”鲁迅的一系列关于“疾病”与“疗治”的小说问世以来, 后世作家的创作就无不笼罩在鲁迅的书写意象和价值诉求之下。“疾病”与“疗治”、强烈的乌托邦英雄冲动所带有的强烈的史诗性特征在显示出崇高的严肃和静美的同时, 冻结了个体丰富的情感诉求, 除了对革命的热忱献身之外, 其他情感的集体隐遁可以说是新文学最大的弊端。文学成其为文学, 需要形象地传达诗性的情感, 肯定差异存在的合法性。宏大叙事的整齐归一的步伐本就是对差异的忽视, 尤其是忽视作为血肉之躯、极富个人情感的个人。 新文学主流叙事本由鲁迅所开拓, 但鲁迅却与他的后进者有很大的不同, 他固然强调启蒙作为文学书写的主题, 也试图以一种积极的史诗性特征来进行其文学书写上的“疾病”与“疗治”的诠释。然而, 鲁迅的深刻在于, 他从来就没有那种积极强烈的对于现实能够真正获得改变, “疾病”能够真正获得“疗治”的确信, 毋宁说, 他虽为此而努力, 但却对自己的努力本身保持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怀疑。尤其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没有一个真正充满乌托邦诗性色彩的英雄, 他的英雄都是独异的个人, 在人群中寂寞前行, 都会在时间的打磨中变得颓废、无助和孤独, 无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壮举。“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07鲁迅的复杂在于, 他不忽视现实生存中的众多差异, 他希望通过启蒙来拯救中国, 但又害怕在启蒙的过程中自己陷入启蒙所构制的新的思想文化弊渊, 他深深地怀疑任何宣称带有自我自足性和确定性的东西, 用复杂而又暧昧的眼光来打量现实, 正如他的一篇杂文篇名所启示的那样, “醉眼中的朦胧”。 鲁迅正是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摆脱了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相遇后的意识形态弊渊, 他以复杂的形式直面了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独特相遇。在他这里, 既认识到对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相遇时, 现代性为中国带来的认识契机, 又意识到中国在现代性的临近下的窘迫和不堪的现实历史处境。“但我认为,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 鲁迅以深刻、痛切的生存体验洞穿了现代性的意识迷障, 极富张力地表现现代启蒙主体在置身于一个疾病化的国民群体时颇为狰狞的存在处境, 以及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载体们在进入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时面临的种种命运与可能性。鲁迅的此类的小说并没有在根本上否认现代性意义的客体地位, 但他同时对现代性所谓的一劳永逸的疗救效果亦深表怀疑。”在此, 尤作勇的分析可谓是深得鲁迅与现代性复杂关系的精髓。鲁迅也正是以这种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区别于其他任何作家, 也包括摆脱了其影响焦虑的张爱玲和沈从文。鲁迅以开拓书写原型的杰出贡献成为“新文学之父”, 影响了其后的绝大部分作家, 中国的现代文学可以说是在鲁迅的幽灵下过活,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独特性, 后世作家固然延续了鲁迅的意象书写, 但他们却缺乏鲁迅的精神, 尤其是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的精神。 在鲁迅的小说中, 《伤逝》是一篇极为独特的存在, 这篇被认为是鲁迅唯一写作爱情的小说, 因其对社会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