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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中的定金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取得最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巅峰之作的《唐律疏议》,更是深刻、系统和广泛地体现了中国封建制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技术,唐代的刑事法律规范也正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唐律疏议》这部法典中。(p.203)自首作为唐律重要的量刑制度之一,在《唐律疏议》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体现,对唐代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对唐律中有关自首制度的研究,后世学者往往语焉不详、一带而过,远不如对“十恶”、“官当”、“类推”等制度研究之深,这不能不说是法史学的一个遗憾。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就《唐律疏议》中有关自首制度的具体规定、立法背景及其评价等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冀能从法律史角度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 唐律之书中自治制度的文本分析 (一) 产生自认制度 所谓自首,我国现代刑法中一般是指犯罪人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p.315)《唐律疏议》中规定自首制度的律文较多,主要集中于《名例律》与《斗讼律》两大部分上,由此构成了相当完备和详尽的自首制度。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关于自首制度的诸多条文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名例律》(总第37条)中的规定,即“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正所谓“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唐律疏议·名例》,本文中所引《唐律疏议》之内容均出自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规定了唐代法定的刑罚和刑罚原则,在此正是对自首制度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其余各条律疏均是根据此条规定演绎而来的,共同构成了唐代自首制度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 古代对于自认的具体构成要件 纵观《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与《斗讼律》这两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在唐代,对自首的规定是相当严格和详细的,犯罪者的行为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达到自首的标准,在下文中笔者就自首的具体构成要件予以分析。 1、 《疏议》规定,“已发”为“已被告言”,其关系于官府的初步审判权,且 唐律规定,罪案已发则不能成立自首。《名例律》(总第37条)的疏文中说:“犯罪已发,虽首不原。”根据《名例律》(总第29条)关于“更犯”中“犯罪已发”的《疏议》解释,“已发者,谓已被告言;其依令应三审者,初告亦是发讫。”以及本条《疏议》中提到的“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虽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虽欲自新,不得成首。”所谓“未发”,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指犯罪之事官府尚未发觉并追究,若官方自行发现犯罪并追究,唐律中称为“案问欲举”,属于“已发”的情况;其二,是指没有人去官府控告犯罪,若“已被告言”,即使文牒未入曹局(司法审判部门),也算“已发”。从这些规定中人们可以了解,唐律中自首成立的时间要件必须是罪行“未发”。 2、 自立人罪即已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唐律中“未发”的概念也适用于一人犯数罪的情况,而自首免罪只适用于自首者所自首的犯罪,不适用自首者并未自首的其他犯罪,在一人犯有数罪的情况下,确定自首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名例律》(总第37条)规定:“其轻罪已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这是指在犯有数罪的情况下,如轻罪已被发现而自首重罪的,则重罪以自首免罪。《疏议》中举例解释说,假如一人因盗牛犯罪事发,因而自首交代了所另犯的私自铸钱之罪,他的铸钱罪可以得到宽宥,所犯盗牛罪仍得法办。 第二,若犯罪人已被审讯,在推问其已被发觉的罪事时,又自首了其他未发现的犯罪的,则未发现的犯罪,按自首免罪。律文中说,“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这里律文没有就本罪与余罪的轻重作出规定,但此处的“亦如之”,可以认为,不论余罪较本罪轻或重,皆可免除,与轻罪已发、因首重罪的意义相同。 3、 不得把“于物不可备偿”作为责任的归责原则 《名例律》(总第37条)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 (1)伤害罪不适用自首、不得减免刑罚,但若伤害是因它罪引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疏议》举例说,“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其次,“于物不可备偿”,是指因盗罪或其他犯罪侵犯的对象是不可赔偿的物品,按《疏议》解释,这些物品包括“宝、印、符、节、制书、官文书、官甲、弩、旌、旗、幡、帜、禁兵器及禁书之类,私家即不合有,是不可偿之物。”此类物品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不能“计赃论罪”,若有毁损灭失,无法赔偿,损失也不能挽回,所以不得自首,除非“本物见在”的,“听同首法”。 (2)犯罪已被揭发或控告后,在逃亡中又来自首的,即“事发逃亡”,自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