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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的思想内容 汉代开始实行“经立监狱”，至魏、金、南北朝、隋、唐全面将儒家伦理纳入封建法律。这一漫长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封建统治阶级逐步承认儒家伦理对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 唐朝初期,统治者鉴于隋末“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 的前车之失,总结分析了隋王朝暴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实施“安人宁国”的统治方略。唐初统治者基本上是按照荀子“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的思想来修订法律的。唐高宗于永徽元年,在《武德律》与《贞观律》基础上修撰《永徽律》,由于该律律文简约,在适用过程中出现解释不一的情况,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对该律进行逐条逐句解释,由此形成《律疏》,后世称《永徽律》与《律疏》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总结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隋朝以来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以儒家经典伦理原则为理论根据,对法律原则与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并加以概念化、制度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唐初统治者对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律法相结合的把握与应用水平,较其前代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律法条文中有充分的体现。从《唐律疏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汉代将儒家伦理原则作为决狱的根据至唐代将儒家伦理思想完全融入到封建律文骨子里面的过程,真正实现了“法家之律,犹儒者之经“即中国古代法律儒家伦理化。 一、 德教刑儒,德教化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德教为主,以刑政为辅,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和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因此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将“仁”作为其法律观的核心,认为执法者当敬畏天命,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唐代统治者认识到严刑酷法不能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秦隋两代是最典型的例子,只有道德教化才能使天下百姓真正从内心臣服,从而从根本上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这一思想典型地体现在《唐律疏议》的立法指导思想中。 “仁政”思想对死刑复核的影响 鉴于隋末统治者施行严刑酷法,草菅人命,以致“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严重社会后果,唐初统治者主张立法简约,删削繁刻,不但律法形式上要简明易懂,在量刑上也要去重从轻。他们相信通过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治主张,最终能够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三代之治”,因而继承了礼法并用的传统法律思想,并在德刑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不仅仅认为德刑为主辅关系,而且还把德礼作为封建政教的核心,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由“本”和“用”可以看出在《唐律疏议》中“刑”完全是由“德”决定和支配的。德礼与刑罚的这种关系固然由当时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与最高统治集团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也是分不开的,李世民曾说“朕今之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最高统治者的认识与客观形势需求达到一致后,儒家的“仁政”思想必然要在律法上有所体现。 《唐律疏议》不仅科条简要,而刑罚较之前代也明显的宽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本刑末”思想。《贞观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唐律疏议》所规定的刑罚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且死刑只有绞、斩二等,死刑条文只有一百一十一条,废除了腰斩、枭首、夷三族等酷刑,这在中国古代立法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确实是一大进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思想 是其体现之一,根据《礼记·曲礼》中“耋耄不刑”的思想,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不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死罪不加刑。”如犯罪时幼小,案发时已大,依然按幼小处理;犯罪时未老、疾,案发时已老、疾,依老、疾处理。死刑复核是唐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断狱》篇曰:“死罪囚,谓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即须执行死刑的囚犯,须三次上奏皇帝,经批准后方可执行,这种对于死刑执行的审慎态度,不能不说是深受儒家“宽刑慎罚”思想的影响。此外,对于怀孕的妇女,不论执行笞刑或死刑,必须在产后一百天才能执行,违者将予严惩。“德主刑辅”、“仁本刑末”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于唐初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古代律法的“一准机理”—其二、出礼入刑 “出于礼者入刑”是唐律修订所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礼”是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有所为,而“刑”则是从消极方面去禁止人们有所不为, 但 “礼”与“刑”所调整的对象范围和侧重点是不同的。荀子虽然将“礼”调整的范围从士大夫扩展到普通百姓,其侧重点仍是士君子阶层,“刑”仍然是用来镇压众庶百姓。所以,“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