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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赫勒的审美自律 现代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清楚地勾勒了现代性、后现代的诸多轨迹与文化地理图像,更昭示了某些问题解决之可能性的路径。布达佩斯学派的主将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审美自律的呈现,为现当代美学、艺术、文化政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 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分化与统一 无疑,对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陈旧的美学命题。然而,从审美现代性的意义来理解,这是现代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康德、韦伯、哈贝马斯都阐释了审美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比格尔也认为,“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分离成为资产阶级艺术自律的决定性特征”。赫勒从日常生活方面具体地考察了审美自律的历史性的呈现,因为“所有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冲突与问题的产物”。 在文艺复兴期间,科学思维逐步脱离日常思维,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品格。艺术不像科学那样强烈地突破以往的存在模式。在古代,城邦与日常生活是美的,艺术反映的世界也是完美的,所以每一种艺术都对它的时代及其世界持一种绝对肯定的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艺术没有充分地再现现实的美,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于适度(measure)与美的完美统一之上,而荷马史诗相比之下显得相形见绌,雕塑从来不比青年男模特更美,因而,在古代提出艺术比现实高,艺术美化现实的观点是荒谬的。艺术的价值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艺术独立性必然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审美自律没有出现。在中世纪,艺术要么是宗教的仆从,要么是骑士制度的奴隶。音乐、诗歌与雕刻艺术出现于节日上,呈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艺术家也没有有意识地使自己脱离于手艺人与娱乐,因此审美自律也不可能凸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持续着这些特征,但是发生了转折:“艺术使自己脱离了技术与娱乐,并且艺术家有意识地开始把艺术作为他的目的,而不是宗教的或者手艺活动的副产品”151。艺术家的个体性与自我意识出现了,艺术家的等级也出现了。这种等级不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家族名望的等级决定的,而是来自于艺术本身的等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能够从艺术的杰出性的立场来如此精确、如此明晰地排列当代人。瓦萨里与切利尼是两个敌对者,但是都把乔托、马萨乔、达芬奇、乔尔乔涅、米开朗基罗置于最伟大的艺术家行列中。这样,艺术本身成为艺术家有意识关注的对象,艺术与日常生活开始分化、独立,表现出自律的特色。 这种审美自律是过渡性的,没有走向现代主义艺术敌视日常生活的极端。赫勒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相互渗透、彼此影响。正是有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独立与分化,才可能导致它们两者持续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影响。日常生活不再仅仅产生作为日常生活本身的一种不可分割部分的艺术,而且创造、尊敬、赞颂作为艺术的艺术,艺术遵循其自身的法则,但是它反作用于日常生活,并且渗入日常生活。譬如,在由市政委托而作的糟糕的雕塑被放入佛罗伦萨的西格洛尼亚(Signoria)宫殿前面时,几百首讽刺诗被贴在雕塑上面,连雕塑一起被扔进艺术家的居住地;相反,一尊好的雕塑接到几百首赞美诗。这说明艺术与艺术趣味的公共特征,说明人们具有良好的审美趣味。所以,经常在美的环境中生活的人能够区别美与粗俗,成功与不成功。他们把美的创造视为自己生活的丰富。尽管佛罗伦萨与英国伦敦存在差别,但是赫勒同样看到伦敦的平民感觉到戏剧与剧场是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要求与兴趣产生一种剧场文化,剧场文化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这样,现代高低文化的对立还没有出现。但丁迷恋贵族趣味,然而被薄伽丘向教堂的人群讲解。薄伽丘写的传说也是最具大众化的。更为狭窄的高雅文化,如拉丁诗歌,在效果与特性方面都颇受限制,但是它的观念的仓库、隐喻、表达渗入日常生活,不仅走进有教养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但是,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与日常生活严重脱离。在赫勒看来,从文艺复兴早期到印象主义时期的欧洲绘画是在日常生活与“超越日常的东西”的显易而见的自我统一基础上走向繁荣的。耶稣的历史,那些非日常的历史以“自然的”日常思维被改写与描绘。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的家庭或者人类的住处作为各种荷兰画派的风景,流露出悲惨或者伤痛,简朴或者复杂,高尚或者荒谬生活方式的气氛,但一直是值得生活的。我们看到这些图画,很难抵制在街上散步、在河中游泳、对人们进行安慰、去触摸描绘的衣服等欲望。在图画的影响下,甚至会产生做这些活动的异想天开的可能性,我们渴求栖息于其中。这是日常生活与绘画的有机结合。但是20世纪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里尔克所说,人们能够吃18世纪的风俗画家夏尔丹(Chardin)画的苹果,然而,不再能够吃塞尚画的苹果。人们不再感觉到攀登塞尚的小山的欲望,也没有人爱上毕加索画布上的妇女。现代主义绘画不再流露出一种生活方式的气氛。赫勒说:“现代主义艺术是对抗没有形式的生活的一种姿态并且只有通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