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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需求的比例分析理论与方法 一、 成本—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几种测算方法的评价 长期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在计算外汇储备的适用性方面做出了各种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并提出了许多计算方法。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验法典的比例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基于经济定义的支出效益分析；多因素回归和相关分析技术的消耗反应函数分析。 比例分析法的突出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in)教授。尤其是特里芬的储备/进口的比例法,选取了与储备相关度较大的贸易指标作参照,且一元回归分析也证实进口额与储备额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因而它不失为一种粗略评判储备需求水平的简易方法。然而比例分析法存在不少缺陷,首先它只是一个经验法则,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其次,比例分析法只含有一个变量(如进口额),如果调换一个变量就会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因而显得片面,不足以反映储备需求的全部内容;最后,R/M比例还表示将储备需求与进口交易额的弹性设定为1,忽视了储备运用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其对储备需求的估计不够准确。 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成本—收益法来研究储备的适度性问题。海勒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H.R.海勒于6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持有国际储备的成本等同于持有储备而非真实资产的机会成本,持有储备的收益取决于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而被迫进行调节的概率,以及对这种逆差进行调节的真实成本。阿格沃尔模型是德国经济学家J.P.阿格沃尔于70年代初提出来的。阿格沃尔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度储备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利用产出来衡量持有储备的成本和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者兰戴尔—米尔斯夫人又提出成本最小法,她将持有储备的成本表示为储备量的函数并利用求极值的方法得出最适储备量,使成本—收益法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尝试。 总的说来,成本—收益分析法由于有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依据,且分析推理都比较周全、严密,其分析结论应较令人信服。然而,成本一收益法是对实际问题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产物,这必然影响它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许多变量如发生国际收支逆差的概率、金融当局选择储备政策与偏好等等均难以用精确的数字表示,因而在分析中不得不进行一些人为的设定,从而影响了分析的准确性。 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经济学家们又广泛使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式,对影响一国储备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回归与相关分析,构造储备需求函数,用以确定一国的储备需求量。这种研究到了70年代达到了高峰,进入80年代后随着管理浮动汇率制的确立,国际金融界又把汇率变动因素引进对储备需求的分析。回归分析法是顺应经济数理化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数学、计算机科学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的渗透,为传统的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储备需求分析中运用回归法较之于比例法和成本—收益法在方法论上是一个进步。由回归分析得到的储备需求函数反映了储备与影响储备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其全面性是比例法和成本收益法无法比拟的),而且还清楚显示了影响储备的诸因素在储备决定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方向(表现为变量回归系数的正负)以及作用的大小(各回归系数的大小)。此外,储备需求函数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静态分析。 二、 创建适度储备模型的基本依据 上述的一些模型,尽管在当时属于比较可信或比较成功的一类,但它们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加之其诞生所处的时期与我国当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因而现成地套用其中的某一种模型似乎并不可取。 就上述三种定量分析方法比较而言,比例法过于简单化,但方便可行,象储备与进口的比例这类重要参数仍可作为粗略评价储备规模的经常性参考指标;成本—收益法在理论上比较严密、精确,但由于实际运用时必须进行各种抽象假定,因而难度较大,且无论是海勒模型或阿格沃尔模型,都忽视了国际收支多种调节政策的可替代性,忽视了借款融资及资本流动等对储备需求的影响,而若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模型设计将相当困难;至于运用回归分析的储备需求函数法,尽管其运用外推法根据储备过去变动趋势,预测将来储备需求的思路,仍显得有些缺乏理论依据。事实上对于一国来说,储备变动趋势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储备需求函数法在对储备需求分析的全面性方面,具有比例法和成本—收益法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对影响储备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概括,且在分析技术方面也胜一筹。 综上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定量分析,应更多地借鉴储备需求函数法的分析思路。具体地说,可以运用回归分析先求出反映我国储备过去变动趋势的储备需求函数,从中可以发现我国的储备水平与哪些因素相关度较大,以及各因素对储备水平的作用系数,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我国新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或特殊需要,对原先的储备需求函数作出合理修正,如此可得到适应我国当前阶段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 根据对影响储备规模的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