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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 在学术形态上，不利于北美科学家群的军事力量地位。其理论上的原创性和影响上的广泛性使马克思主义坚守了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话语。目前, 国内对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个别学者的述评上, 从整体流变角度探讨其基本特征的成果仍不多见, 这不利于学界深入全面地把握这一全新的哲学形态。本文选取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学者(1), 立足对学术发展史与典范性文本的参照考察, 围绕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相互关系这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 把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成一个自我否定与自我健全的逻辑过程。 一、 阿格尔的新三大命题:“期望破裂的辩证法”,引发了社会变革的“新阶段 自卢卡奇以降,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发生了研究风格的剧变, 他们一反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 转而从思想文化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批判。这种批判硬生生地割裂了经济基础与文化生活的有机联系, 使客观的社会关系受制于主观的思想建构, 进而使人的解放脱离了物质基础, 最终沦为一种理论乌托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在打破这种象牙塔式的纯哲学思维方法, 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方兴未艾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 以图重新解释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进而找到同时解决生态灾难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现实途径。作为这种范式转向的最初表现, 美籍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 (Ben Agger) 在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基础上, 首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这一全新概念。阿格尔认为, 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宏观调控力量的有效发挥, 西方社会的主要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他说, “对消费领域的研究为马克思所忽视, 把资本主义的垮台归结于生产领域的观点并不正确, 正好相反, 现时代的危机研究应该发生场域转换, 即包含消费危机在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272)正因为阿格尔认为建立在消费危机基础之上的生态危机已经转化成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 将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并具体指导现实社会的变革。 阿格尔基于对战后资本主义的这一总体看法, 提出了“消费异化”以及“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两个关键性范畴, 以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诉求和需要的变化为社会变革寻找新动力。所谓“消费异化”, 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劳动严重压制了人们的个性与自由, 为了补偿这种按部就班、了无新意且薪酬底微的劳动, 人们只能通过大量占有商品并在闲暇中消费它们来求取虚假的价值和自由。无独有偶, 资本主义也通过“文化工业”积极灌输消费即是幸福的价值取向, 鼓励人们以假乱真。人们的过度消费就是由这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促进而产生的。阿格尔提出警告, 这种沉迷消费以求取幸福的做法, 不但不能补偿人们因异化劳动而遭遇的不幸, 恰恰相反, 消费异化符合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 而且还起到思想驯化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必将导致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张, 其必然结果是生产突破自然资源的承受范围, 导致生态危机的总爆发。阿格尔顺此致思方式继续推理, 在社会变革的具体途径上另辟蹊径, 提出了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新思维。他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解生态恶化的巨大压力, 只能被迫大幅削减生产, 转而引发商品供应危机, 导致连绵不绝的商品之流因此断裂。随着人们不受限制消费商品的期望的破灭, 失望中的人们就会对现存体制进行深刻反思, 进而引发一场“需求与期望的革命”, 一旦认识到人的价值不在消费而在生产, 人们就会主动地、全方位地抵制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形态的消费社会, 积极参与到改变现行体制的行动当中来。阿格尔说:“‘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不仅能促使人们重新追求和表达生活需求, 更能使人们因深陷消费异化而猛醒, 因为‘对强力政府与跨国企业的愤恨完全可以促使人们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生产与消费, 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完全和谐’。”(147) 但是谁才是实践“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真正主体力量呢?在阿格尔看来, 尽管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消费异化, 但是由于消费异化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引发的, 因此解决生态危机还必须求诸生产领域的革新。阿格尔认为北美一方面缺乏马克思主义发挥用武之地的现实土壤, 另一方面也缺乏与生态运动结盟的工人运动, 因此北美的生态革命只能走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本土的民粹主义中去的道路。他说:“在美国, 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源远流长, 这种思想对具有非集中性、非官僚化和公有制三种特征的生态激进主义极有帮助”(276)。很明显, 依照阿格尔的理论视域, 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在美国民粹主义的范畴内贯彻三大措施, 一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