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docxVIP

西方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生态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趋势已趋于此。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的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有其必然性的。一方面,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危机的加重迫使人们在制度层面寻找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另一方面,马克思曾立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过深刻的理论分析。不仅如此,与以往形而上学思辨式的哲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能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提供真正的践行原动力。 一、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资本扩张的异化过程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各国相继进入了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初,环境问题便如影随形般地暴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代,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当然也是马克思所不能忽视的。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表述为资本的盲目扩张带来的对生态环境进行的不计后果的剥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书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为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作出了建设性的理论尝试。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运用“生态观”这样的概念来系统阐释这一思想,但在他们的论著中确实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表述,其理论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 马克思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系统表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于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他们所要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安分守己的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会试图超越甚至不会考虑是否有其他范围存在。”［1］3而人却不一样,人面对自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他们善于利用工具以及合作的形式改造自然,从而开辟出人化自然和社会化自然。人和自然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进行物质交换的实践的互动关系。马克思指出,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人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和制约; 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人将自己的各种需求转化为对自然的改造,通过工具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不仅如此,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纽带,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前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不断向自然提出更新、更高的交换要求。要完成这些交换过程,人类必须以社会集体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于是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使得社会集体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也变成了一种以社会为媒介的人类集体协作式的实践活动。人、人类社会、自然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实践体系,这三者互为中介,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马克思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的论述,是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探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时必然得出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资本的盲目扩张丝毫不顾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支配着生产与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有益的效果”［2］520,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注的不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被异化。为了得到更多利润,资本家一方面扩大生产,肆意掠夺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为了压低生产成本,他们极力降低工人待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把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是提高利润的手段”［3］102,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工人只能被迫从事已经被异化了的劳动,忍受资本无限扩张带来的剥削。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实践关系均被异化,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只能是朝着资本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这首先表现为资本扩张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自然和人的双重解放必须打破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活动关注的是人类的真正需要,自然环境无需再承担资本无休止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二、 阿格尔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阐述了资本与人们在生态环境的起源和发展 现代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始于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盲目追求现实利益,劳动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们从而成为没有超越精神的单向度的人; 莱易斯继而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减低工业生产,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从而减轻人们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法国学者高兹则直接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将生态问题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高兹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学者开始从制度层面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阿格尔承接了这一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