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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充满活力的生态保护运动中。这是欧洲和美国工业化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他们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产物。8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成为西方左翼生态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最激进的一翼。目前,其影响已扩及到包括德、英、法、美、加、日、意、澳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其理论家预言,它将成为“一种指导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流派和学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鲁道夫·巴赫罗、美国学者威廉·莱易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等人。 鲁道夫·巴赫罗,生于波兰,原居东柏林,曾为原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1977年因写作并在西方出版了《抉择》一书被判8年监禁,1979年因大赦获释并被驱逐到西德,而后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不久成为西德“绿党”的主要理论家,80年代以后成为生态运动和欧洲和平运动中欧洲左派的代表人物,理论上主张生态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他有关生态问题的代表作是《从红色到绿色》(1983)。 威廉·莱易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早年追随法兰克福学派,后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著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自然的统治》(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 本·阿格,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莱易斯理论观点的支持者。其代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其中专章论述“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 根据英国学者里尼尔·格仑德曼的分析,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划分为三个派别。第一派是“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以巴赫罗为代表,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框架之内不能解决生态学提出的新问题;第二派是所谓“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曼德尔为代表,不承认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出了新问题,主张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原版思想;介于它们之间的第三派既承认生态学事实上已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又肯定马克思主义自身已包括对这一挑战的既成答案。这一派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绿党,一个不自觉的绿党。莱易斯、阿格和格仑德曼本人的观点都可归入第三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和组织形式,但是它的理论家都关心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力图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寻找出路。 格仑德曼强调当代生态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他不同意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于资源和人口增长问题,认为生态危机至少包括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荒野破坏、人口增长等8个因素。他要求结合当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传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态危机问题给出答案。 莱易斯和阿格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莱易斯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动力是追逐利润,资本家之间为争夺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竞争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态危机。阿格指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延缓了经济危机但造成了生态危机。他们还指出,资本主义在1 50年间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上欠下了生态巨债,而且今天仍以世界人口少数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还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进行新的“生态犯罪”。 莱易斯和阿格认为,目前出现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应当根据马克思的见解,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稳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们认为,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完全值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仿效,应当寻求一条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并能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有“生态意识”的“中间阶级”。阿格认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已沾染上了追求无限消费的习惯。巴赫罗怀疑工人阶级能彻底实现人类解放的能力。他谋求“绿色”(指生态运动)和“红色”(指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力量的汇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承认马克思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作用。莱易斯和阿格主张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解释生态危机的根源。格仑德曼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绿党的生态学没有根本区别,而且马克思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中提出的改造自然的适当方式应由“历史存在的人类文化”来确定的观点至今仍优越于生态浪漫主义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