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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哲学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 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陶东等人，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年代,用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重新绾起文化的碎片是一项艰巨且伟大的任务。 雷蒙·威廉斯所作《文化是平常的》,只讲出一个开头,或者说开辟出一条道路。那就是文化研究在回归马克思的道路上,需要重塑价值观。文末他幽怨地说道,当人们都感叹革命力量不再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像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批判禁锢这种能量的枷锁……但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思想深处如何接受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平常的、朴素的价值观,充满常识而不失判断力。这场威廉斯、葛兰西以来“回归常识”的理论旅行中,缺少中国经验是没有说服力的。 一 缺乏常识的价值/两 以“常识哲学”作为价值观,将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话语相互接合,是陶东风等人新著《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基本理论策略,此为中国语境中的文化学者与世界对话的出发点。 作为文化研究两大范式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希望完成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话语接合”的使命。前者试图将文化拉回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场域,后者则坚持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下理解生活和经验,二者的分化对立催生了葛兰西转向。回归葛兰西意义上的“常识”,找寻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作为对话的基础,不仅是西方学者的使命,也与中国现实存有内在的接驳动机。 这一西方语境之中的“常识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显得尤为突兀。葛兰西所言之“常识哲学”,主要意在为精英哲学与大众哲学标明界限。精英哲学是一批Do-gooders(空想主义者)、Highbrows (高品位的人)和Superior prigs (道学先生)等的价值观,这些在现代大众文化诞生之初便一直压在头上的东西。“常识哲学”是经典意义上哲学的“民间传说”,它与群众的文化和社会观点相一致。但在中国语境中,获取并理解常识往往成为精英和群众普遍遭遇的难题。经常见诸媒体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常识,更是常识之间相互矛盾;是价值的虚无,更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事实上,无论常识之间的矛盾,还是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都可以归结为判断力的缺失。换言之,常识的缺失和判断力的短板,共同引出了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迷失的诸种症候。 就葛兰西所说的“常识哲学”而言,这一“非哲学家的哲学”在当代文化批评中并不占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批评一直延续一种倾向,那就是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强调人文精神,蔑视消费文化。如陶东风所论,这种审美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已经沦为抽象的人性批判和世俗批判。终极关怀、天国律令等宗教伦理价值观,独创性、实验性、不可重复性等精英审美价值观,都是与大众文化异质的、相向的,也是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它不是立足于葛兰西所说的提升大众的常识哲学,而是扼杀、取代、灭绝它们。 更进一步说,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还应有更为复杂和漫长的演进路径。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革命知识阶层、“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及至延安时期的群众文化运动更是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扫盲运动、新民歌运动等都试图完全确立群众的文化领导权。这些演进路线上的文化节点,与今日所言之大众文化在受众广泛性、贴近性、通俗性、娱乐性、模式化等特质存在“话语接合”之处,但最不能忽视的是,一些政治问题也因此“披上文化问题的伪装”。或者说,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诸如对主义、民族和国家的信仰)与恐惧(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西方或“他者”的恐惧)可能被用来掩盖其他的真实。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价值观之间,以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显然并不能洞察政治口号所欲掩盖的诸多东西,也难以辨别模糊的修辞技巧背后真实的具体策略。 由是观之,理解当代大众文化必须具备“双重常识”,这来源于对双重历史哲学传统的把握。一是群众运动沉淀下的革命哲学,二是人文精神运动催生的精英哲学。在对“常识哲学”这一理论工具的应用上,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需要更有穿透力。 二 形态:从“常”到“反” 阅读《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显然需要具备顺应常识,并且穿透常识的判断力(good sense)。以康德的视野来理解,那就是需要以判断力介入对“作为习性的道德”的批判,对“作为习性的价值观”重新观照。 在价值观、社会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三重视野下,无论是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红色经典、工人阶级叙事、英雄叙事,还是时尚的都市伦理剧、消费文化、青年亚文化乃至傻乐主义,洞穿纷繁复杂的现象透视本质并非易事。文化实践通常扎根于区域或国家的传统之中,可能凭借文化偏见极大歪曲、模糊或者掩盖真实的问题。如上所述,这一传统既包括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的群众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