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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萨满教的调查 撒旦主义的研究始于19世纪，结束于19世纪。当时有些俄国旅行者对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流域的通古斯族的萨满教进行调查,并把它介绍到欧洲等地。从此萨满教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课题被国际学术界所共认。初期的萨满教研究主要局限在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之范围内。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俄国人有幸最早接触到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并对之进行研究。其中亚德林车夫(N·Yadrntzeff)、科勒门斯(D·Klementz)、密海洛夫斯基(V·M·Mikhailowski)、施腾波克(L·Sternberg)等人是萨满教研究的先驱者。而对萨满教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的是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受到俄国学术界的刺激,欧美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开始对萨满教感兴趣。其中波兰的女民族学家查坡利卡(M·A·Czaplicka)和当时美国派往西伯利亚的探险队之成员车尔森(W·JocheLson)等人较有名。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之前的萨满教研究中成绩显著。 到了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十世纪30—40年代,国外的一些人类学家开始重视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实地调查,并写出了不少实地调查报告。其中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鸟居龙藏、石桥丑雄、村山智顺等人的成绩较突出。白鸟库吉早在1936年就写过《满、鲜的竿木崇拜》等论文,对我国东北少数民族的萨满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赤松智城的《满蒙的民族与宗教》一书中有不少有关蒙古萨满“神堂”的记录。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叶隆在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进行调查,写了《满州萨满教的家祭》、《满州萨满考察记录》等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记录下了有关当时萨满教的第一手资料。除日本学者之外,史禄国等欧美学者在30—40年代也对北方民族的萨满教进行调查写出了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二十世纪30—40年代萨满教研究的总的特征是以调查、搜集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一般介绍性的文章和报告。除极少数学者写过一些理论性论著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停留在描述研究的阶段上。 二十世纪中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尼斡拉滋(G·Nioradze)、U·哈儒瓦(U·HarHa)、A·奥尔马科斯(A·ohlmarks)、W·施密特(W·Schmidt)、M·埃利亚德(M·Eliade),策·达赖(S·dalai)等人的研究把从来的萨满教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在这一时期,有关萨满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越来越多,其中埃利亚德的《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1951)、库塞尼奋陀夫(Ksenofontov)所采集的雅库特族、布里亚特族(蒙古族的一支)、通古斯族萨满之研究(1955)和波波夫(popov)、列斯纳亚(Lesnaja)所采集的雅库特族萨满的叙事诗、神歌(1955),策·达赖的《蒙古萨满教简史》以及匈亚利民族学家迪奥车基(Dioszegi)所编的《西伯利亚诸民族之信仰世界和民俗学》(1963)、阿尼斯莫夫(Anisimov)女士的有关西伯利亚萨满之法服的报告等较有名。特别是埃利亚德(M·Eliade)的《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一书出版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埃利亚德在本书中提出萨满教是关于昏迷失神的古老技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赖博士写了《蒙古萨满教简史》(1959年,乌兰巴托)一书,对蒙古萨满教的历史演变、祭祀对象、法具法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他把蒙古萨满教的发展分成形成、发展、衰退、复兴等几个阶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蒙古萨满教的发展情况。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萨满文化热,特别是以日本、韩国、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萨满教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米谢尔·哈勒(Harner·Michaee)的《致幻药物与萨满教》(1973)和《萨满之路》(1980)两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之外,匈牙利两位学者V·迪奥车基(V·Dioszegi)和M·霍帕尔(M·hoppal)的贡献较突出。他们于1978年合编了一本叫《西伯利亚的萨满教》的论文集。在此之前迪奥车基于1968年用匈牙利文出版了《西伯利亚萨满记》,书中对库页岛虾夷人(也称爱努人)的萨满教进行人类学考察,对萨满及其活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M·霍帕尔于1984年又出版了一本叫《欧亚萨满教》的论文集,书中涉及到了意大利、苏联、芬兰、西伯利亚、挪威、匈牙利、朝鲜等各国萨满教的内容,可称之为萨满学的“百科全书”。 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的人类学界兴起了萨满文化热,其研究队伍之大,成果之多颇有一种压倒欧美学者之势。在日本人类学界和民俗学界,从70年代开始对萨满教方面的研究活跃。其中樱井德太郎、堀一郎、佐佐木宏干、大林太良、加藤九祚等人的论著特别引人注目。樱井德太郎先生于1973年写了《冲绳的萨满教》(弘文堂)一书,第二年又出版了他的巨著《日本的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