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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阳公的后工业时代的地位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评论宋香公，但他们会盲目拒绝。近来,杨钊先生撰《宋襄公述评》一文,其论亦如前言,颇具代表性。本人对诸论不敢苟同,略从几方面作一撮析,以就教于杨先生及海内方家。 一、 宋孝公不是墨守成规,也只是一个作用没有独立思考的人 杨钊先生在文中指出,“宋襄公集宋国跟当时落后人物之大成”,是“顽固的保守人物”。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否认宋襄公有他落后、保守的一面,但他也有进步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僖公九年(以下凡用鲁国纪年,史料皆出自《春秋左传》)夏,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这是齐桓公霸业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盟。周天子特派周公宰孔赐齐桓公祭肉,以表示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正式承认和对“尊王”的表彰。但不巧这年春天宋桓公病卒,宋襄公刚刚继承父位,宋桓公还未下葬,按古礼“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出席这次会盟,宋襄公面临着抉择。最后,宋襄公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会盟。史载“(宋桓公)未葬而(宋)襄公会诸侯”。《谷梁传》评论宋襄公此举时云:“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指宋襄公)为无哀矣。”对宋襄公是大加贬损。但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正好说明了宋襄公不是墨守成规,顽固守着古礼而不放之人。这在当时若没有一定的勇气冲破古礼的束缚,若不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见识的人,若不是一位识大体,顾全局,不拘古礼之人,是断断做不出如此之举的。同年九月,宋襄公与诸侯共盟于葵丘。同年冬,晋国发生内乱,齐桓公帅诸侯之师讨平晋乱。《左传》载“令不及鲁”⑤。看来鲁国没有参加此次行动。同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⑥既然能使宋国得以大治,则恐怕不是什么“顽固的保守人物”所能为的。僖公十二年春,为了防备戎狄的入侵,齐桓公征发诸侯之兵替卫国修筑楚邱城郭。《春秋》经文不载此事而《左传》记载了此事。孔颖达疏曰:“诸侯不告,鲁不与,故不书。”足见鲁国又没有参加此次行动。宋每每参加齐的活动而鲁常常不与。可知童书业先生所说宋在“齐桓联盟中与齐最亲”是不虚言的。僖公十三年夏,宋襄公参加了齐桓公在咸地召集的会盟,商量对付淮夷侵扰杞国和戎族侵扰周室的办法。这年秋,宋襄公派兵去保卫周王室的安全,以抗御戎族的入侵。第二年,宋襄公又与其他诸侯一道在缘陵筑城,为杞建都,迁杞于此以避淮夷。僖公十五年,楚兵侵伐徐国,宋襄公参加牡丘之盟,并派兵会合诸侯之兵救徐。僖公十六年,周王室又遭戎族侵扰,宋襄公奉齐桓公之命再次派兵守御周地。十二月,宋襄公到淮参加齐桓公邀集诸侯举行的盟会,谋划威服东夷和鄫国被淮夷侵凌应采取救援的办法。会后,宋襄公派兵为鄫国修筑城池,以抵御淮夷。 宋襄公积极参与齐桓公霸业的重大活动计达十二次之多。这充分说明了宋襄公所领导的宋国对齐桓公霸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齐桓公最可依靠和信赖的中坚力量,其作用远在其他诸侯之上。难怪后来“(齐桓)公与管仲属(齐)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把这关系到继承人和齐国安危的大事也系于宋襄公一身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王室衰微,南蛮与北狄交侵中国,中国不绝如缕的危急关头,宋襄公能挺身而出,西定晋乱,北筑楚邱以御戎狄,谋王室而戍周,城缘迁杞,东略谋鄫,南救危徐,每事必至,一年数出,八年不懈,忧劳四方而未有鞍马之息,始终与齐桓公一道尊王攘夷,救患分灾,拯救诸夏,使中原诸国免遭了夷狄入侵之苦。所有这些,历历可数,有典可稽,宋襄公之功实不可没。所有论及宋襄公者都忽略这些史实,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公允的。总之,宋襄公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潮流的。因此,片面地说宋襄公集落后人物之大成,是顽固的保守人物,是欠妥当的。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对齐桓公的肯定与赞扬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此时的宋襄公。 二、 鲁升国速,鲁攻郑守其政策 史学界已没有人再怀疑宋襄公在泓之战的行为不是愚蠢的行为了,本人对此没有异议。但时至今日史学界对泓之战的探讨似仍欠不足,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以往的评论往往停留于表面,只是过多轻蔑地称之“迂腐可笑”、“成为千古笑柄”等等。我觉得仅局限于此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深入细致地探讨一下泓之战的前因后果,以揭示这场奇怪战争的真实面貌。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襄公这个人物,认识这段历史,认识那个时代,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首先,我们不应孤立地来看泓之战,而应把泓之战放到宋襄公的整个图霸方略(或争霸的全部行为活动)中去认识,把它作为宋襄公实施整个战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来看,这样就会更准确恰当地展示出泓之战的本来面目。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上溯若干年,考察宋襄公的往迹前行,寻找其轨迹,才能总结其规律,揭示其本质。齐桓公辞世时,诸子忙于内争,秦晋正在互相争斗,无暇东顾,楚慑于齐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