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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话语的制码阶段 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史托纳霍尔在生产和销售意义方面进行了经典讨论。他认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意义的生产阶段;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成品”阶段,也就是电视作品的完成状态;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1 本文通过对这一经典理论的梳理解读,认为电视意义的生产传播过程可以重新分段,即:第一阶段,电视话语制码阶段,包括霍尔所说的编码和成品阶段;第二阶段,观众观看电视的阶段,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解码阶段;第三阶段,电视观看过程之后电视意义向其他表达系统弥散的阶段。以上每个阶段都指向了不同的领域,同时又适应不同的研究方法。兼顾和贯通这三个阶段,可以在更加立体的架构内考察电视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从而,就可以对电视中种种大众文化现象采取一种更加客观和科学的态度。 电视图像的意识形态性 霍尔的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也就是制码阶段,其中占主导的是制作者的意识形态。他强调制作节目的代码是约定俗成,大家公认的,但是却包含了制作者的预设偏好。霍尔的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这一阶段他强调电视话语意义脱离了制作者的直接控制,具有了多义性。同时这种多义性不是多元的,仍然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性的。 美国著名的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曾经提出过电视的两种经济的理论,认为电视中包含着“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两种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种经济平行而且共时。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电视节目首先作为商品在金融系统中流通,这个流通过程的终点,也就是文化系统流通的开始。2电视文本的开放性是通过观众观看节目的过程也就是解码过程体现出来的,而其中的话语规则则是掌握在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手中以及观众手中。电视图像的意识形态性可以通过对节目制作过程和电视观看过程来加以考察,把节目成品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是基于电视金融经济的考察,对于其意义的生产传播过程来说意义不大,是可以融会到其他两个阶段里面的。因此本文认为电视话语的制码阶段实际上可以包括霍尔的电视编码和节目成品两个阶段,或者说可以把节目成品看作是一个过程的终点。 霍尔的前两个阶段重点考察的是电视节目在制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性,同样的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考察这种意识形态性。电视节目没有进入观众视野之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商品的身份存在的。3文化工业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取决于这些商品能够实现什么市场价值。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文化形式的性质,观众是被看作消费者来考察的对象。有时候电视节目制作的出发点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和经济两个制动点,两个出发点,一个来自于商业性电视的需要,也就是收视率和利润的需要;另一个来自表达政治利益的需要。 总而言之,大多数国家的电视就具体的制约力量来看,力量主要的来自两个方面:政府的以及市场的。这两种力量发挥作用在不同的体制下有不同的具体方式。但是其机制是类似的,就是通过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设置。这是对那些以商业化为主流方向的电视所下的结论。电视的商业化,观众作为“消费者”和“商品”的角色定位是意识形态问题框架设置分析有效的前提。只有在商业化的电视作为基础的前提下,电视节目的制作才会既是一种商品制作过程,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产品的制作过程。 意识形态问题框架指的是由一个文本和多种特殊方式的问题结构所提供的表现可能性的领域。4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设置类似一种议程设置,重在划定电视中可能出现问题的本质和范围。电视节目经过观众的解读会呈现多元化意识形态观念,这其中有观众的主动性解读的原因。对于节目制作者来说,观点的矛盾性与多元性有助于一个节目对广泛的潜在的观众有吸引力。在拥有了广大的观众的基础上,经过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设置,建构在特定框架内的互相冲突的声音与观点以一个整体而出现,不同的观点被结合了起来。观众看到的常常只是一系列被限定的或者被框定后得以表现的东西。一系列互为交织的有时是矛盾对立的意义贯穿了节目制作过程,从而为大多数人提供了某种东西,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常规领域,以迎合广大的潜在的观众的兴趣、利益与需要。它在表达多种多样的意见和观点时十分强调对它们加以平衡或调试以保持温和的立场。同时意识形态本身可容纳一系列的价值和态度,而电视则在其谐调多种声音的过程中,凭借着它与消费的强有力联系,起着支撑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电视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霍尔认为观众的解码阶段是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观众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他还提出了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支配一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立码”。对这一阶段和领域的开拓,是霍尔电视话语理论成就最大的部分,它强调了电视观看过程中观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把以电视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