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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学与音乐体系学 一、 音乐史的概念 1. 音乐体系学与音乐社会学 为了解释“历史和音乐”，有必要研究音乐历史在所有音乐中的地位。当今世界的音乐学,大致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这已成定论。前者是从前的音乐史学,可以说是历史性研究,后者是近年来的名称,可称作是音乐体系学,也可说是一种比较“通时兴”的研究。音乐史学是一门以资料的考证为史实,对古今东西的音乐现象和思维进行再现、叙述,并用历史的观点对其进化、变化、发展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其基础总是历史时间。与此相反,音乐体系学是舍弃历史时间,运用音乐理论、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音乐学等方法,对音乐现象和思维进行分析、比较和体系化的学科的总称。音乐史学是人文科学性质的学问、音乐体系学则是自然科学性质的学问,而且音乐体系学还伴随着不断发展的历史学认识的评价。评价的基准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体系学认识的评价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今东西的音乐现象和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所以音乐史学和音乐体系学也该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音乐学两个方面的划分,是阿多拉(Guiod Adler1855～1941)提出的,至今虽也确定,但仍有学者不满足于这两个方面。随着二十世纪比较音乐学的产生,近年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学领域被补充为第三方面,然而这也是基于音乐体系学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可与音乐史学混同。 2. 关于历史的反映 研究并叙述人类悠久的历史的东西叫做历史叙述,修史(Historiography)。历史学是叙述有可能再现来去勿勿的历史事实、同时从全局发现历史规律的科学。由文艺复兴滋生而出的近代史学,经过了法国的启蒙主义历史学,德国的浪漫主义历史学,然后向现代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进展而来。实证主义处处倡导各种观念论、理念论、一元论和二元论、主观论和客观论、归纳论和演绎论等等。十九世纪初,根据黑格尔的辨证法确立了历史理念和方法论的利奥彼得·温·郎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称作近代史学的鼻祖。此后那种倡导实证主义,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更加巩固起来,并以此在历史中发现进步的规律的观念愈加强烈。使这种倾向飞跃增进发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辨证法及唯物观。唯物史观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是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这种被认为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对唯物辨证法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但在历史中考究发展阶段的观点、至今也已被基本确定。由于这种不同的观点对以上五个阶段论点的抵制,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的史实考证有可能被歪曲的危险。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学,最初根据朗克)Rank)、拉恩普勒皮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等的历史批制,贯穿史实的考证很发达,但是不满足于考证学的唯物史观论者,主张抛弃考证学。然而,最终还是以重新估价唯物史观,保持考证学和唯物史观两全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也表明了实证主义史观也应该是历史学的一个方向。 以上历史学的展现反映在音乐史的研究上,近年来,存在着把音乐作整体性历史性地结合和综合性地叙述的方向。但近代音乐史学最初是象阿多拉所解释的那种风格史,是把对乐谱、文献和文献学考证,音乐理论分析,作曲家传记等作综合考虑的风格史学。历史学的客观实证主义的反映是明显的,历史发展论的影响也是强烈的,虎克、雷曼(Hugo Riemann1849—1919)的《音乐史提要》第五卷就是此后的规范。 与风格史并行,音乐精神史、思想史、社会史以及由这些统一起来的文化史也建立起来,与欧洲一般通史并行的也是不少见。古代、中世、近代、现代概念的应用也是这种表现之一。爱伦斯特、比肯(Ernst Buck n1884—1949)就提倡精神科学的音乐史,编集了《音乐学丛书》十三卷,这样、把产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史和音乐联系起来,以及将唯物史观作为中心来阐述音乐意识形态的工作都成了重要课题。英国的乔治·戴松(George Dyson)的《音乐的进步》(1922年,太田黑元雄译、《音乐文化史》第一书房、1938)虽然是随笔,但也立了五章:教会,城和室房、舞台、演奏会场、人类与机器,从社会背景审视音乐史,也可说是从享受音乐的侧面来看待音乐的。然而,除了唯物史观学者,追求这种音乐社会史的学者并不多,他们不象十九世纪以来风格,风格史的研究入细入微,逐渐专门化,至今仍在积累其功绩、而是有了不平均现象。从而,综合通史成了将来的课题。 通过以上的西洋音乐史,使我们看到了近代音乐学的概况。但是转眼看东方各国,不能不说基于近代史学的音乐史研究和叙述还是最近才开始,而且许多观点与西方音乐史有分歧。 东方的前近代从根本上来说持续到十九世纪,这反映在作品、作曲家的个性没有受到重视,而且乐谱的利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