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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化中的五四文化观 一、 精英与精英 现在，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有一种以学者为中心的历史愿景。笔者从与不少研究生的谈话可知,他们受目前的史学思潮影响,至少对士大夫的关注远甚于对劳动大众的关注。依笔者可能不很准确的观察和臆断,时尚的史学思潮似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点似集中于士大夫,而不是劳动大众;而对士大夫的观念似又集中于官宦,对非官宦的士大夫则关注不够。二是将士大夫视为社会精英,他们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正面或主导的角色。 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确实是将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看成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尽管他们往往并未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变革,尽管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却不能影响、动摇或排除劳动大众的主干和主角的身份与地位。 台湾著名史学家杜正胜在《编户齐民》序中强调,“本书的研究目标”,“就是人民群众”,“如果抽掉熙熙攘攘的人群恐怕也难有今天的历史吧”,“历史学者关注无名群众也许也是一种解放自我,认识社会整体的方式而已”。“其实看重平民庶众的历史贡献,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警觉到的新见解。”(P2—3)他的史观是与我相近的。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有点分歧,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同为华夏子孙。 在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仁的伟大观念。《礼记·檀弓下》记载他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表现了他身处阶级社会中的仁心。仁是与西方的博爱观念相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社会上层,但如果没有对劳动大众的仁爱之心,又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大众谋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绝不应把中古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卷35,《陈性之墓碑铭》、《方元卿墓志铭》),而后者才是官宦。但宋人对划分士大夫或非士大夫另有一些具体标准,如文士曹组和曹勋父子实际上是作为宋徽宗的文学侍从,宋孝宗亲近的文士曾觌和龙大渊,由于并未科举登第,只有武官头衔,也就不算士大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或阶层,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可以相差十分悬殊1。 如今的史学界,盛行所谓社会精英、主流社会之类动听的名词。这些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的不少人却以为新鲜,并且一唱百和。人们对社会精英固然也有多种解释,但恕我直言,其实无非是一双双势利眼,大致上认为社会上层的有钱有势者就是精英,至于无钱无势的普通平民,当然就算不得精英。精英论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具体化,当然就是称颂士大夫,称颂富民之类。人们又称上流社会为主流社会,似乎社会上层就能主宰一切。实际上,即使从粗浅的印象看,上流社会的基本特征无非是骄奢淫逸,而在下流社会,特别是古代的下流社会,其基本特征也无非是啼饥号寒。就人数而言,有能力骄奢淫逸者总是少数,甚至很少数,到底又是何者可称为主流社会呢? 讲历史,不能隔断现实。有一次,偶见香港凤凰电视台有数人评论,为山西煤老板的煤矿资产被没收叫屈,说中产阶层在中国大陆是起进步作用的,作出贡献的,并且指责大陆民众普遍出现“仇富心理”,反而为没收煤老板的煤矿资产而拍手称快,云云。其实,在如今的中国大陆,只要稍稍接触点实际生活,谁不清楚人无横财不富的道理。宋时就有一句谚语:“欲得富,须胡做。”(卷140)资本原始积累的追求财富的疯狂性、残酷性和不择手段,难道不是如今所谓中产阶层(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应叫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民众普遍出现所谓的“仇富心理”,又有何难以理解的? 在当今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精英论大扩张、大泛滥之际,中国大陆的民众却没有按史学界精英论的说教,顶礼膜拜于精英们的足下。说来也简单,其实无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正是产生所谓“仇富心理”的基本原因。愚以为,精英论之说无非是服务于剥削和统治阶级,为之美化;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却是服务于广大的被剥削和被统治阶级,为之谋解放,这大致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和分歧。仅就所谓“仇富心理”而言,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比所谓精英论更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真正称得上精英的所占比例较大,这根本不能说明实际情况。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是出于士大夫之手,治中华古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天与古代士大夫打交道,实行单向交流。时间久了,或可产生错觉,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就笼统地将士大夫视为群体性,或者至少是主干性的社会中坚和时代精英,是多少遏制皇帝胡作非为的开明势力,似乎士大夫群体至少是程度不等或表现各异地担当着中华古政治史演进的正面甚至主导角色,这不符合史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我在总体上卑视士大夫群体的同时,也看重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他们确是“中国的脊梁”。明朝中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