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的鸦片烟忧与应对策略.docxVIP

抗战时期贵州的鸦片烟忧与应对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贵州鸦片战争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实际的看法，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抗战时期, 吴鼎昌在贵州的禁政搞得有声有色, 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已有的学术成果对此或避而不谈, 或一笔带过, 或一概否定。笔者认为, 鸦片烟祸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展经济, 进行“抗建”的拦路虎, 完成好禁政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 研究本题不仅有助于研究吴鼎昌本人, 更有利于探讨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一 发生残杀,残烟思想始终没有体现 吴鼎昌 (1884年——1950年) , 字达铨, 四川成都人, 清末秀才, 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回国后, 主要活跃于金融界, 逐渐成为20年代北方主要财阀之一。1926年与他人创办新记《大公报》, 任社长, 并在其副刊《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文章。这些文章中即有涉及鸦片问题的内容。例如, 他在其名著《中国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耕种土地时, “鸦片及其他妨害民食之产品应行严禁。”2抗战爆发前夕, 吴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委员等职。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 于1937年底改组贵州省政府, 任命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后来, 又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 贵州省保安司令和军区司令等职务。吴氏对于自己被派往贵州主政, 实有点始料不及, 但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安排, 是颇有深意的,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想让他开发建设贵州, 把贵州建设成后方的粮食基地和兵源供应站。想到黔省财穷民困、百废待兴的状况和自己肩上的重担, 到贵州后的吴鼎昌心情十分沉重:“予到筑时, 正岁尾年头, 国事艰危, 客居孤寂, 深夜一灯, 往往不得成眠。”3 吴鼎昌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抗战前夕的贵州, 虽然自1935年以来经国民党中央派员治理近三年, 但各方面的进展不大:言政治, 制度不建全, 吏治腐败;言经济, 除了公路交通略有发展以外, 其余建设甚少;言教育, 亦还停留在起步阶段。4单就禁政来说, 虽然这三年贵州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由于奉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 把全省分为四期按区域进行缓禁, 因而实际上抗战前夕的黔省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无论是已明令禁种的其它地区, 还是剩留下来做为“缓禁区”的黔西22县份, 种、吸、运、售烟等丑恶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东路, 因罂粟的广泛种植, 1936年、1937年两年度的鸦片产量都远远超过往年。5都匀县城共2万人, 而吸食鸦片烟者, 就有3000人之多。6三合县的人们吃鸦片“好象家常便饭, 有时从街上走过, 闻到一股鸦片的气味”。7在西路, “从贵阳往西, 一直到黔省的西境, 在公路旁、在深山中随处可见烟苗的美丽姿容”。8镇宁县“染芙蓉癖者遍于城乡, 几占全县人口半数……以户计者, 有烟具之家占百分之七十”。9安顺因为鸦片而“商业极盛”。10平坝县的农业“别无作物, 全是罂粟”11, 罂粟花盛开, 表示全县的农作物已经成熟。在西南一角的兴义, “1921年到1938年为其鸦片市场极为活跃的时期, 全县大种鸦片, 无论坝地、山地、干田、滥田、房侧屋后, 只要有点空隙, 都种上芙蓉”。12在黔北, 遵义县乡间的烟民竟达50%。“四面山附近80户人家中, 只一家不吃鸦片”。13川黔路上, “红灯笼到处悬挂, 无处不是瘾者之‘雅室’”。14另据当时内政部查禁种烟专员邓棠青估计, 1938年前后散存于贵州民间的烟土至少有15万担。15 鸦片烟祸的广泛盛行, 给当时贵州带来了诸多危害。首先, 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程度, 严重破坏了抗战后方的统治秩序:罂粟种植和生产既使粮食减少, 灾荒濒临, 又使丑恶势力为追逐鸦片的高额利润而相互冲突仇杀。“民有饥色饿殍之叹者, 罂粟之害累也……比户因得种植其利固厚, 借得彼失此禾稼减收, 而濡染此毒者至十室而九”。16“贵州与三土, 实结不解之缘。三土者, 土匪、土豪与烟土。有烟土者必有枪, 劫风一起, 或持枪掠夺他人烟土, 或保获自有烟土, 均为患之厉阶。至烟土与贪污关系, 更不待言”。17“本省近年劫案十有八九均为鸦片, 故鸦片苟不彻底禁绝, 则本省土匪恐无减少之日”。18其次, 摧残了民众的心身健康, 助长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腐败堕落之风, 使民众自私自利感增强, 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愫削弱。遵义县“居民现皆消沉于烟酒赌博之恶劣嗜好, 置正义而不顾, 呻呤于贫乏而堕落的生活”。19一些烟民不以吸烟为耻, 反以吸烟为荣, 在烟民登记中以岳飞、曹操、赵子龙等古代英雄人物自居20, 当时贵州因交通闭塞, 文化教育落后, 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