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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20年前，当我们谈论比较语言时，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门“勃然大怒，千里之外的命运”的血流科学。在西方，其名称的提出虽然是在1941年1，但真正为人所知是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到了60年代末以后，似乎就开始淡出了主流语言学的视野。在中国，在1977年吕叔湘先生作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2报告以后，对比语言学似乎也红火了一阵子，但随着80年代初出版的几本著作遭到批评后3，到80年代中后期也一度影响式微。但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这一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西方，对比语言学逐渐摆脱了“语言学中的灰姑娘”的处境，重新跃上了历史舞台，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在中国，对比语言学更成了一门“显学”，它的研究方法论正在对包括汉语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这样的主流研究起着影响，而在实践层面，它对诸如语言教学和语际翻译的指导作用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于对比语言学的认识和定位起了变化，对比语言学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对比研究4作为流星学科，其闪烁的时期在东西方都只有十来年光景（西方从1957年到60年代末，中国从1977年到80年代末），当时对其基本定位是，它是二语教学的基础，对比研究可以“预测”学生在学习外语时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可以作为教师编写教材、教学大纲和练习册的依据。这一定位有两个致命弱点，其一是把对比研究仅仅局限于为二语教学服务，而两者的联系又过于直接，把语言间的“异—同”等同于学习者的“难—易”；二是以教师为中心，无视学习者自身的差异。因之，随着在实践中发现其“预测”能力并不如设想的那么成功，以及60年代末教学理论开始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这一研究方法的衰落就可以说是必然的了。有人把对比研究的衰落归结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失势，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作为对比研究的开山之作、拉多（Robert Lado）的《跨文化语言学》，与引起语言学“革命”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发表于同一年，而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正好也是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立面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黄金期。中国对比研究的兴衰更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衰无关。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比研究的失势是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衰落，那么今天对比语言学的重新奋起是否也意味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振呢？显然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对比语言学的兴衰还是要从其自身找原因，我们认为这就是其自身的定位，其衰落既然是因为定位不当，则其重振也是因为定位起了变化。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西方，这一转折点出现在1980年。这一年，西方出版了3部有影响的著作，一部是美国学者詹姆斯（Carl James）的《对比分析》，一部是德籍英国学者哈特曼（Reinhard R.K.Hartmann）的《对比篇章学》，还有一部是波兰学者菲齐亚克（Jacek Fisiak）主编的《对比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这3部著作从不同层面突破了原先的“对比分析”的狭隘视野，为新生的对比语言学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除了正面批评指望对比研究解决二语教学问题不切实际之外，詹姆斯的最主要贡献是，第一次提出了宏观对比语言学和微观对比语言学的区分。他说： 现在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出微观语言学与宏观语言学。除了弗斯（1951）等少数例外，20世纪的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只是对语言符号的描写，而不关注这些符号的使用，也不关注这些符号所承担的信息如何受到语境的影响。对比分析采取的也是这样的研究方式。但是最近人们却越来越注意到语境对信息及其意义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关注宏观语言学。这里我不想对这一重点的转移作出解释，但不妨指出，这一转移与人们对语义学、对社会语言学、对话语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与对民族学方法论的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是同步的。 (James, 1980:27) 詹姆斯还提出了要从“纵向”和“横向”来拓宽对比语言学： 上节所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宏观语言学的某些特点： 1）关注交际能力而不是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 2）试图从语言外部来描写语言行为； 3）寻找语言组织中比句子大的单位。 总而言之，范围的扩大从纵向来看是寻找大的单位，而从横向来看是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这一扩大已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果，其一是在形式层面，讨论句子如何组成更大的、超句子单位亦即篇章的问题，其二是在功能层面，观察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这就是话语分析的领域。 (James, 1980:101-102) 菲齐亚克在波兰波兹南（Poznan）地区的亚当·米基维奇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先后担任系主任、院长和校长，对于对比语言学作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他创建了第一个对比语言学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对比语言学系（英波对比研究系），发起并主编了第一家以对比研究